斯拉普顿沙滩，厄波特里机场

　　1944年4月1日——6月5日

　　奥马尔·布莱德利指挥的美国第1集团军由第7军和第5军组成。第7军由第101空降师、第82空降师和第4步兵师组成，第5军由第1步兵师和第29步兵师组成。艾森豪威尔给布莱德利的任务是，在杜沃河入海口两侧建立滩头阵地。法国的海岸线在杜沃河入海口处形成一个直角，东侧是卡尔瓦多斯省的海岸，向北则是科唐坦半岛的基部。第5军的任务是攻占卡尔瓦多斯海岸（目标地区的代号是“奥马哈海滩”），第7军将攻占科唐坦半岛的基部（代号“犹他海滩”）。登上犹他海滩的第7军将处于登陆地区的最东侧——登陆地区从左面（东侧）的奥恩河入海口一直延伸到科唐坦半岛，长达65至70公里左右。

　　艾森豪威尔要给登陆作战提供足够的宽度，以便在第一波攻击中投入足够数量的步兵师，形成压倒优势，在希特勒的“大西洋墙”背后构筑工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犹他海滩是5个攻击目标中最容易的。在由英军和加拿大军负责攻击的海滩（“奥马哈”东侧的“剑滩”、“朱诺滩”和“黄金滩”）上，有许许多多度假别墅、小商店、旅馆饭店与娱乐场所，为德军的机枪掩体提供了极佳的保护。在奥马哈的海滩上，是拔地而起的悬崖峭壁，高达200到300英尺，使德国守军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规模的战壕体系中，向从峭壁下离开登陆舰船的部队开火。可是在犹他海滩既没有悬崖峭壁，也没有任何房屋，只有一些固定的钢筋混凝土防御工事，里面配备的是大炮和机关枪。规模最大的工事在犹他海滩中段的马德里安——这个要塞是根据附近一处由当年北欧海盗时期留下的神龛而命名的。不过，犹他海滩的地势是舒缓的斜坡和低矮的沙丘。这就意味着通过这里的海滩不会像通过奥马哈海滩那么艰难。

　　在犹他海滩的问题是在占领滩头之后。沙丘的后面就是低地，是当年罗马农民放牧的地方。从海滩有四条狭窄、失修、高出地面一米左右的道路通向内陆。德军司令埃尔温?隆美尔元帅放水淹没了土地，想迫使进入内陆的军队与装甲车辆使用道路（艾森豪威尔的作战计划制定者们把它们称为“堤岸道路”）。隆美尔把他的大部分大炮都部署在伪装的阵地上或者强化的工事与碉堡中，它们都处于水淹地区之外的可以对这些道路进行炮击的地方。他还让他的步兵随时准备占领路西一侧的防御阵地，以便击溃任何企图攻占他们阵地的部队。

　　艾森豪威尔交给101师的任务是，夺取这些堤岸道路的出口，使用的方法是夜间空降。此举的目的是打乱德军部署，造成敌人的惊慌与混乱，控制这些道路的出口，不等德军做出反应，就把他们的大炮摧毁。

　　这将是一次非常复杂，变数很多，危险性极大的行动。要想有机会成功，就必须不断演练。要使演练具有真实性，就必须在英国找到一段与犹他海滩相似的海滩。

　　英格兰西南德文郡的斯拉普顿海滩，就与犹他海滩非常相似。狭长的海滩与内陆干地之间是一个浅水湖，湖的四周是沼泽地。有两座桥横跨在海滩与高地之间。所以，第7军就在斯拉普顿海滩，演习拟在D日准备担任的角色。

　　4月末，整个第7军都投入了代号为“虎”的演习。E连乘卡车来到托基海岸的一家度假旅馆，在里面美美地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也就是4月26日，他们乘车到了斯拉普顿海滩后面一个地区。那里的老百姓已经全部撤空转移了。部队在露天里睡到半夜，然后又乘车来到一个模拟空降地带。全连集合起来之后，在薄雾中行进到离海滩1英里的一个高地上，构筑防御工事，以便守卫那里的一座桥梁。

　　根据韦伯斯特的记载，到了黎明时分，“我们看见一支庞大的两栖舰队逐渐靠近，准备登陆。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一次集中这么多的舰艇。准备登陆的舰队真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壮观的。”不过，他没有看见前一天晚上的一场灾难。德国鱼雷艇悄悄地混进运载第4步兵师的运兵登陆舰和其他大型舰艇中间。德国人击沉了两艘运兵登陆舰和一些其他舰艇，造成900人溺水身亡。盟军对此事秘而不宣，因为害怕它会挫伤部队士气，因为他们将乘坐运兵登陆舰在法国登陆（这件事被掩盖了40余年，显然是出于尴尬）。

　　韦伯斯特看见第4步兵师的人从海滩攻上来，从E连阵地前面穿过。后来他在日记里写道，他们“汗流浃背，气喘吁吁，嘴里骂骂咧咧”。他的日记中还记录了军官对士兵们说的话：“我们不能写有关托基演习的情况。”下午，E连进行了25英里的长途行军，然后在树林中露营。4月28日早晨，他们乘卡车返回奥尔德本。

　　那个周末，马拉其、查克·格兰特、沃伦·穆克和乔·托伊获准去伦敦。同去的还有穆克最好的朋友，来自纽约州托纳万达，在501伞降步兵团服役的弗里茨·尼兰德。他们在伦敦见到了尼兰德的哥哥鲍勃。鲍勃是第82空降师的一个班长，曾在北非和西西里参加过战斗。他们晚上就在一家酒吧里，听鲍勃·尼兰德讲战斗经历。他说了一句使马拉其终身难忘的话：“如果你想成为英雄，德国人很快就会成全你——死的。”在返回奥尔德本的火车上，马拉其对穆克说，从鲍勃·尼兰德的语气中可以听出，他已经失去了战斗力。

　　5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在奥尔德本的E连演练了更多的科目，包括袭击炮兵阵地、桥梁、堤道等。有一次演练的是跳伞后的直接袭击行动，其他时候则是模拟空中飞行，然后从卡车上“跳伞”。

　　从5月9日至5月12日，101空降师举行了由全师所有人员参加的代号“鹰行动”的D日进攻预演。E连使用的厄波特里机场就是它在D日将使用的机场。人员与装备都上了实际攻击那一天将使用的飞机。起飞、跳伞与集结都是尽可能不折不扣地按照计划进行，包括在空中飞行的时间都要求相同。

　　由于每个人所携带的装备都很多，所以登上C-47也不容易。每个人的负载都超重，因为几百年来军人出征之前，总是要为能想像到的各种紧急情况做些准备。发放到每个人手上的背心与长内裤都经过浸渍处理，能防止可能的化学武器的伤害。这就使他们行动受到影响，身上发出异味，浑身发痒，体热难以散发，不断冒汗。战勤服的上衣与裤子也是经过处理的。每个人军上衣的衣领里都有一把军用小刀，如果跳伞后降落在树上，就可以用小刀割开降落伞并割断绳子解脱自己。在他们肥大裤子的口袋里，有小勺、刀片、袜子、盥洗用品袋、电筒、地图、三天的K号干粮、一只紧急充饥袋（内有四块巧克力、一包“魅力”牌口香糖、咖啡粉、糖，还有火柴）、弹药、罗盘、两枚杀伤手雷、一枚反坦克雷、一只发烟手雷、一只甘蒙式炸弹（两磅重的塑型炸药，用来对付坦克的），再有就是每人两盒香烟。士兵的军装外面还披挂有子弹带、拉索、点四五口径的手枪（军士与军官为配发，二等兵得自己去弄，不过大多数都有）、水壶、工兵锹、急救包，还有刺刀。在这些东西上面再套上伞兵装具，包括背在后面的主降落伞包以及固定在胸前的备用伞。防毒面具绑在左腿上，伞兵刀或刺刀绑在右腿上。士兵的胸前还挂着野战背包，里面是他的换洗内衣和弹药，有时候放的是一管管的炸药，此外就是分解开的步枪、机枪或者迫击炮呈对角线斜挎在备用伞下方，双手则空出来控制降落伞的吊带。在所有披挂的上面，他还要穿上飞行救生衣，最后再带上头盔。

　　有些人还再带上一把刀。有些人还能腾出一些地方多带些弹药。戈登觉得自己带上机关枪之后，总共的重量是正常体重的两倍。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在别人的扶助下才上了C-47的。登机之后，他们挤得动都动不了。

　　泰勒将军千方百计为“鹰行动”调来足够数量的C-47。在整个欧洲战区，都需要用这种飞机来提供不间断的后勤保障，在飞机调用方面，部队运输机指挥部的排名被放在最后。这种飞机在装备方面很不完善。它的油箱上没有防高炮火力的护板。

　　5月10日至11日，E连接受了“鹰行动”的简令。他们的目标是一个可以控制海滩的炮兵阵地。5月11日黄昏时分，E连起飞。飞机在英格兰上空进行了“一段飞行”，时间达两个半小时。午夜刚过，他们就跳伞了。对E连来说，这次演习非常顺利。其他连则碰到了一些麻烦。2营司令部直属连所在的机群正好遇上德国飞机空袭伦敦。高射炮火对空射击，机群编队被打散。飞机驾驶员找不到降落场地。运送502团H连的9架飞机中有8架把伞兵空投到距空降地带9英里的兰姆斯堡村。有29架飞机载着机上的伞兵尽数返回机场。其他一些人胡乱地跳伞下去，发生了许多事故。将近500人骨折、扭伤或受了其他伤。

　　在这一片混乱中，空降兵的司令官们惟一能聊以自慰的是，根据传统的说法，不成功的彩排预演将带来非常成功的首场演出。

　　5月31日，全连整队被带到沿亨格福特路停放的卡车上。奥尔德本有一半的人，包括几乎所有的未婚女青年，都到那里向他们挥手告别。许多人在流泪。小伙子们留下的包裹给人们留下了希望：他们还会回来。

　　训练已经结束。整个训练持续了24个月，而且几乎是不间断的。战士们个个都经过了千锤百炼，达到了人的身体所能达到的极限，就连职业拳击手和橄榄球运动员也难以相比。他们遵守纪律，随时准备毫不犹豫地执行命令。他们不仅善于使用自己手中的武器，知道如何使用其他武器，还熟悉并能够使用德国武器。他们会使用无线电，知道各式各样的手语，能识别多种烟雾信号。他们在战术方面也是行家，无论他们面临的是炮兵阵地、碉堡、战壕，还是由机枪守卫的小山头，都能够对付。每个战士都知道班长和排长的义务与责任，并准备在必要的时候代行他们的义务与责任。他们知道如何炸毁桥梁，如何使大炮失去功能。他们能很快构筑起防御阵地。他们能在野外生存，能在散兵坑里睡觉，能日夜兼程地行军。他们相互了解，相互信任。在E连，他们交了最好的朋友，这是以前没有交过，以后也不会再交到的朋友。他们随时准备为这样的朋友去牺牲自己，更重要的是，他们会为自己的朋友去消灭更多的敌人。

　　他们做好了准备。当然，第一次上战场是一种终极体验，一个人是永远不可能做好充分准备的。上战场是多年前就有思想准备的，它是一种考验，而且会引发焦虑、渴望、紧张、害怕失败、期待等。它很神秘，而增强这种神秘感的原因是，那些经历过这种神秘的人无法描述它的样子、它给人的感觉，除了他们自己中弹，或者打死别人时的异常情感反应。无论经过怎样艰苦的训练，无论这种训练有多逼真，对于真正战斗中的紧张激烈程度，任何人都无法做到有充分的准备。

　　E连官兵信心百倍，也充满恐惧地离开了奥尔德本。

　　E连在英格兰西南部的集结地距离海岸大约10英里，是厄波特里机场旁边的一块开阔地。连队住在金字塔式的大帐篷里。韦伯斯特写道：“我们的生活标准大大提高了。食堂[方形帐篷]对我们很热情（‘孩子们，再吃点儿？随便吃吧——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我们把烤鸡、水果鸡尾酒、抹了很多黄油的白面包痛痛快快地吃了个够。我们意识到这是屠宰前的催肥，但这并没有阻止我们第二次再去吃。”

　　穿着德军军服、携带德国武器的军队在集结地区到处闲逛，为的是使攻击部队的人熟悉敌人的模样，熟悉他们使用的武器。

　　6月2日，向连级军官们传达简令的，是从E连调到2营当情报参谋的尼克松中尉和当作训参谋的赫斯特上尉。根据显示地貌特征、房屋、道路、沙丘等情况的沙盘以及地图，两位参谋解释说，E连将伞降在圣母教堂以南大约10公里的圣玛丽德蒙特附近，目的是消灭村里的德国守军，夺取2号堤道的出口，也就是从海滩通向布贝维尔村北面的那条路。3排的任务是炸毁从马德里安通向内地的通信线路。

　　由尼克松、赫斯特以及其他参谋向各连下达简令时，所提供的信息之详细实在令人吃惊。他们所展示的空降地带航拍照片上，不仅有道路和各类建筑等，连散兵坑都清晰可见。506团的一名成员回忆说，他们给他所在的连介绍情况说，在他们的目标地圣古姆德蒙特的德军指挥官有一匹白马，与一名法国教师相好。这名教师所住的那条小街，离瞄准一号堤道的大炮掩体只隔两幢房屋。每天晚上8点他都要出来溜狗。

　　每一位军官都要记住自己连队的任务，知道自己所在的排以及其他排任务的细节。要能根据记忆绘出整个地区的地图。有一点向他们讲得很清楚:德国人所依仗的，主要不是固定的海岸防御工事，而是他们自己的反击能力。只要发现第4步兵师的部队企图在某个地方跨越堤道。他们的机动预备部队就会进行反击。传达简令的参谋向各位军官特别强调:不管他们的排在什么地方，也不管他们集结起多少人，只要他们发现德军向堤道运动，就必须用全部火力向敌人射击。即使只能拖住敌人5分钟，也会对犹他海滩的胜负产生很大影响。每项任务的重要性都强调得清清楚楚。温特斯说：“我的感觉是，我们一旦进入之后，整个的就他妈靠自己了。它完全是我们自己的事了。”

　　6月3日，温特斯和其他排长们分别把自己的部下带进作为简令室的帐篷，让他们看沙盘和地图，并向他们介绍了他们所知道的情况。

　　瓜奈若中士有些内急，抓起一件上衣就往厕所走去。他坐下之后，把手伸进口袋里，结果摸出一封信来，是写给马丁中士的——他错拿了马丁的衣服——不过，瓜奈若还是看了这封信。信是马丁的妻子写的。他们是1942年在佐治亚州结的婚，所以连里大多数人他妻子都认识。她在信上说，“不要告诉比尔（瓜奈若），他弟弟已经在意大利的卡西诺阵亡了。”

　　瓜奈若后来谈到这件事的时候说：“我当时怒火中烧的情况你简直难以想像。我发誓到了诺曼底之后，德国鬼子一个也别想活。我简直要疯了。他们把我送到法国，等于放出来一个杀手、一个疯子。”

　　6月4日E连收到了弹药，还发了相当于10美元的新法郎（都是刚刚在华盛顿印制完成的），一只应急救生包，里面是一张绸质法国地图、一只小铜罗盘、一把钢锯。他们还得到一面美国国旗，然后把它缝在跳伞服右边的袖子上。军官们取下军服上的标志，在钢盔后面画上竖杠。军士的钢盔后面画的是横杠。每个人都得到了暗号，是“电闪”，口令是“雷鸣”，回答是“欢迎”。他们还领到了在廉价杂货店就能买到的小型金属蟋蟀信号器，以用做相互识别的另一种方法：按一下（发出咔嗒声或一次蟋蟀叫声），对方的回答是按两下（咔嗒……咔嗒或发出两次蟋蟀叫声）。

　　战士们一整天都在一遍遍地擦武器，磨刀，调整降落伞，检查装备，而且一根接一根地抽烟。许多人都把头发剃掉了，也有的剃成莫霍克族人的发型（两面都剃光，中间留一道或两道一两英寸长的头发，从前面一直延伸到后脑勺）。二等兵弗里斯特·古思和约瑟夫·利布戈特给大家剃头，向每个人收取15美分。

　　辛克上校下到连里来的时候，正好看见大家在剃头。他微笑着说：“我忘记告诉你们了，几个星期之前，我们得到正式通知说，德国人对法国老百姓说，盟军的登陆部队将由美国伞兵打先锋，他们都是被判过刑的坏蛋和精神病患者，很容易就能识别，因为他们都剃着光头，或者剃的几乎是光头。”

　　雷蒙德·施米茨中尉决定来点体育活动消除一下紧张气氛。他向温特斯挑战，要和他进行拳击比赛。“来吧，温特斯，我们到帐篷后面去打一场拳击吧。”

　　“不去，走开走开。”

　　施米茨缠住他不放。最后温特斯说：“那好，我们就摔跤。”

　　“去你的吧，够了，你一直在让我跟你摔，走吧。”

　　上大学的时候，温特斯就是一名摔跤手。他立刻就制服了施米茨，不过把他摔得太狠了。施米茨的椎骨两处骨裂，被送进了医院，没有参加诺曼底登陆作战。他在3排的副手罗伯特·马修少尉取代了他的职务，由利普顿中士担任副排长。从那天晚上开始，一直到他们把降落伞背上准备出征的时候为止，不断有人找温特斯，面带微笑地要他把他们的手臂摔断或者把他们的椎骨摔裂。

　　泰勒将军深入到士兵当中对他们说：“给我狠狠地打它3天3夜，到那个时候你们就会轻松了。”这谈何容易。3天3夜呢，温特斯心下思忖着：这我可以相信。泰勒将军还说，C－47在飞越法国海岸线的时候，他要求所有的人都站起来；如果有人被高炮火力击中，他希望这个人能站着，要像个男子汉。这条命令不是要大家装得很勇敢的样子。如果飞机被击中，已经挂上钩并准备跳伞的人才可能还有机会跳出去。泰勒对马拉其那个排的人说，要用刀子战斗到天明，而且“不要抓任何俘虏”。

　　6月4日夜晚，全连享用了一顿美餐：牛排、青豆、土豆泥、白面包、冰淇淋、咖啡等，而且都没有限量。这是他们到英国9个月以来第一次吃冰淇淋。马丁中士记得有人对他说，“晚饭吃上冰淇淋的时候，你就知道就是那天晚上了。”可是那天夜晚风很大。正当部队准备整队去乘C－47的时候，却接到通知让他们不要登机。艾森豪威尔决定推迟登陆行动，因为天气太恶劣。

　　E连到一个方形帐篷里去看电影。戈登还记得那是由加里·格兰特与拉蕾莲·戴主演的《幸运先生》。利普顿和埃尔默·默里（连作战士官）没有去看电影。他们一个晚上都在探讨可能出现的不同作战局势以及如何应对的问题。

　　到6月5日下午，风渐渐停了，天空稍稍放晴。有人发现一些听装的黑色与绿色的颜料。有些人开始模仿小比格霍恩的印第安苏族人把脸涂上颜色，在鼻子和脑门上画上竖道道。还有些人用炭把脸涂得黑黑的。

　　晚上8点30分，全连按18个人一组，根据自己要上的飞机排好队，齐步走向机库。温特斯写下了这样的话：“没有人唱歌，没有人欢呼。就像是一次死亡进军。”他记得他们从驻守机场的英国高射炮部队旁边走过。“那是我第一次看见英国佬真情流露，他们的眼睛里闪动着泪花。”

　　在机库，跳伞长们都领到了两沓纸，然后分发给每个人。纸上有艾森豪威尔当天发布的命令，还有辛克上校的一段话。“今天晚上是一个特殊的夜晚。”辛克说，“愿上帝与你们这些优秀的军人同在。”艾森豪威尔命令的开头是：“盟军远征军的陆海空三军的将士们：你们即将开始伟大的十字军征战。为此我们已经进行了几个月的艰苦努力。现在全世界的眼睛都在看着你们……祝你们旗开得胜。让我们共同祈祷，愿万能的上帝赐福于这一伟大而崇高的事业。”

　　除了这些鼓舞士气的话语，跳伞长还分发了防晕机药。是谁想到了这种药片，确实是个谜。为什么要分发这种药片则是个更大的谜，因为晕机基本上不是什么问题。

　　还有些事也很新鲜。英国空降兵想出了“腿袋”的办法。这些袋子里放有弹药、无线电、机枪三角架、医疗器械、高爆炸药以及其他装备。一个快速释放机械装置将它们释放后，一根20英尺长的绳子把它们与伞兵的降落伞连在一起。降落伞张开的时候，伞兵就负载着腿袋的重量。他拉动绳索，松开绑在腿上的腿袋，让它下落到绳子的底端。腿袋先于伞兵着地。从理论上来说，伞兵应当落在腿袋上，无须花时间去寻找自己的装备。这似乎非常合理，可是之前美国伞兵中没有一个带着腿袋跳过伞。美国人很喜欢这个办法，尽量把东西往腿袋里塞，像地雷、弹药、分解的冲锋枪等等。

　　他们把自己的装备、降落伞和腿袋都扔进了停候在那里的卡车上，然后自己爬上去，随车来到待命起飞的飞机旁。

　　温特斯在日记中是这样记载的：“到了之后，我们开始披挂。此时此刻，正是一个出色的跳伞长为手下人做最多事情的时候。把所有东西都挂在身上之后，要把它们捆扎紧，要做到既舒适又安全。然后把降落伞放在最上面，而且要头脑灵活，说得大家满意，觉得一切都好了为止。”

　　他们全副武装地坐在机翼下面等候着。紧张情绪在加剧。他们相互之间说道：“这次跳下去之后，你的问题就开始了。”这是一次“万元跳”（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万美元的人寿保险）。有些人费力地站起来，走到跑道边上放松一下紧张心情，走回来，坐下，可是过了两分钟，又开始重复刚才的过程。乔·托伊记得米汉中尉来到他的飞机下对战士们说：“不抓俘虏。我们不要抓任何俘虏。”

　　晚上22点开始登机。跳伞长推着他们上扶梯，因为他们每个人至少负重100磅，许多人负重达150磅。101空降师有一名士兵走到C－47机门口的时候，转身面朝东大声喊道：“希特勒，当心！我们来了！”他的话代表了两个空降师的13，400名官兵的心声。

　　连长托马斯·米汉坐在飞机上，草草给妻子写了几句话：“我最亲爱的安妮：再过几个小时，我就将率领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连队进入法国了。我们会狠狠地打击那些混蛋。奇怪的是，我并不特别害怕，但在内心深处，我特别希望能将你拥在怀里。我爱你亲爱的——永远，你的汤姆。”

　　米汉从打开的机舱门把纸条递给机组的一个朋友，请他转交给安妮。

　　5月26日那天，米汉曾经给安妮写过一封比较长的信，写了为什么他和他的战士们会坐在飞机里，准备去解放法国，征服纳粹德国。他在信中写道：“作为美国人，我们很幸运。至少我们没有欺负那些受压迫者。我在想这是不是因为并没有所谓‘美国人’——不过是一帮移民；抑或是因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地球对我们和我们的祖先太仁慈了；或者是因为‘美国人’是那些讲求逻辑、仇恨压迫、热爱自由胜过生命的欧洲人的后代？那些雄伟的山脉与高耸的树木，清凉的深湖与宽阔的河流，绿色的山谷与白色的农舍，空气、大海与风，平原与大城市，生活的气息——这些都是原因。可是，即使有了这一切，我们也无法避开其他的东西。我们千百万人中的每一个人都掌握着这些珍贵的东西，可是还有数百万人在为生命的胜利而呼喊。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我们都想生活幸福并给别人以幸福。可是还有另外一种人，他们要把它从我们手上夺走……”

　　“这些人总是想办法得到自己的发言权，战神总是近在眼前。我们知道怎样赢得战争。我们现在必须学会赢得和平……如果我有一个儿子，我不想让他再经历这一切，但是我想让他强壮有力，这样就没有哪个傻瓜敢动他一根毫毛。他和美国一样应当强大无比，但又要像耶稣一样仁慈。”

　　23点10分，发出隆隆巨响的C－47开始在跑道上滑行。飞机爬升到1，000英尺之后，开始盘旋，每3架组成一个V形编组，随后组成一个巨大的V形编队机群。在飞往法国的途中，大多数人都发现，即使想不睡觉都做不到。这就是那些药片的作用。从那天晚上到第二天，伞兵们都有点发困。乔·托伊在飞行途中就睡着了。他回忆说：“我这一生当中从来没有这么镇静过。见鬼，跳伞演习的时候，我反而更激动。”

　　在温特斯的飞机上，二等兵乔·霍根想唱一支歌，可是立即就被引擎的轰鸣声所淹没。像大多数飞机上一样，戈登的飞机上，每个人都在想自己的心事，或者在默默地祈祷。来自弗吉尼亚的二等兵韦恩·西斯克打破了沉寂。他大声喊道：“有没有人想买一块好表？”这句话引起一阵哄笑，使紧张气氛有所缓和。

　　整个途中温特斯都在祈祷，祈祷让他活着回来，祈祷不要让他失败。“每个人的脑子里都在想，‘遇到对方开火的时候，我怎么反应？’”

　　由于施米茨中尉住进了医院，利普顿担任了他那架飞机的跳伞长。飞机驾驶员给伞兵们一个选择：在飞行途中，他们可以把舱门开着，进些新鲜空气，如果飞机被炮火击中，他们还有机会往外跳；他们也可以把门关上，这样他们就可以抽烟。他们选择把门开着，这样利普顿就可以躺下，头还可以略微伸出门外。大多数人都睡着或几乎睡着了。这就是晕机片的作用。

　　C－47飞越英吉利海峡的时候，利普顿看到了一个壮观的景象，这是任何人都没有见到过的，而且以后也不会再见到的景象，也是使那天晚上从空中看到它的人终身难忘的景象：6，000艘舰船组成的攻击舰队正在向诺曼底进发。

　　戈登·卡森与韦尔什中尉在一起。飞机在飞越海峡的时候，韦尔什告诉对坐在前面的人说：“向下看啊！”他们向下一看，“看到的是舰船的道道尾迹。谁也没有看见过这么多的舰艇和船只。”卡森感慨地说，“你一定会产生一种敬畏之情，与这样大的行动相比，你太微不足道了。”

　　6月6日凌晨1点，机群飞越根西岛与泽西岛之间的小岛。温特斯机上的飞机驾驶员对着他大声说：“还有20分钟。”乘务长把舱门打开，给站在一号位上的温特斯送了一股新鲜空气，也使他看到了下面的海岸线。“起立，挂钩！”大声下达指令。红灯亮了起来。

　　凌晨1点10分，机群飞越海岸线后，遇到了厚厚的云层。机群编队开始分散。领头的V形编组径直往前飞去，跟在后面的两个V形编组则改变了方向。处于右侧的向右转弯，而处于左侧的则左转。这是飞机驾驶员做出的自然反应，也是不可避免的选择，因为他们害怕发生空中相撞。他们飞出云层——它的宽度仅仅一两英里——每个飞机驾驶员都与其他人失去了联系。只有领队的3架飞机上有导航装置，能指引驾驶员飞向空降导航员的“尤利卡”信号。由于编队已经不复存在，其他飞机的驾驶员都不知道该在什么时候或者到什么地方该打开绿灯。他们只能靠估计。

　　驾驶员们失去了方向，不知所措，心里很害怕，突然产生了另一种担心。地面的高射炮开始向他们射击。蓝色、绿色和红色的曳光弹划破了夜空。是小口径的，20与40毫米的。它们击中飞机的时候，发出的声音就像把石子放在铁皮罐里摇动时的声音。在哈里·韦尔什的飞机上，有些高炮弹片击穿的地方，就是他一分钟之前坐过的地方。

　　在打开绿灯之前，驾驶员应当减速，可是戈登却有这样一段记载：“他们突然陷入猛烈的防空炮火之中，他们根本不曾有过任何作战经验，所以绝对吓坏了。他们像个用脚在思考问题的笨蛋，非但没有减速，反而踩下了油门。他们说，‘上帝呀，常识告诉我，越早离开这个地方，生存的可能性就越大，可是对坐在后面的伞兵们来说就糟糕了。不过还是随它去吧，我要离开这个鬼地方。’”

　　于是许多驾驶员都把速度提到每小时150英里。尽管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处于什么位置，只知道是在诺曼底上空的某个地方，他们就打开了绿灯。

　　伞兵们开始嚷嚷起来：“走吧，走吧。”他们想离开这些飞机，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这样急切地想往下跳。利普顿的飞机在颠簸摇晃，伞兵们都大声嚷嚷着：“让我们出去！”他们的飞行高度只有600英尺，40毫米的高炮曳光弹离他们越来越近。利普顿记得“就在曳光弹从离开机尾不远的地方窜上去的时候，绿灯亮了。”他跳了下去。第二个跳的是二等兵詹姆斯·阿利。第三个是二等兵保罗·罗杰斯。阿利根据要求把腿袋扔出去并随之跳出去，可是却摔倒了，头和半个身子挂在机舱的门外面，那只腿袋就悬在门下面，都快把他撕成两半了。人高马大的罗杰斯一把把他掀了出去，自己紧接着也跳了下去。

　　利奥·博伊尔是他那个小组最后一个往下跳的。绿灯亮起来之后，出现了“极大的骚动”，人们开始跳进夜空。飞机突然发生倾斜，他重重地摔倒。飞机是在带坡度拐弯。他只好伸手抓住门的下方，把自己向门口拽，然后翻滚着离开了C－47，进入夜空。

　　到处都是曳光弹。第66编组中的领头飞机是由哈罗德·卡佩鲁托中尉驾驶的。来自地面的子弹击穿飞机后，又从机身顶上飞出去，打得火星直冒。飞机暂时保持其方向与速度未变，接着开始缓慢的横转飞行。后面一架飞机的驾驶员弗兰克?德弗利塔回忆说，“卡佩鲁托飞机的着陆灯开始闪亮。就在他们似乎就要成功的时候，飞机撞到一丛灌木，随即发生爆炸。”在那架飞机上的有米汉中尉、埃文斯军士长、以及连部所有其他人，包括曾经与利普顿长谈过如何处理战斗中出现的不同情况的默里中士。他根本没有能够体验到他与利普顿所谈到的任何一种可能发生的情况。

　　E连在还没有投入作战的情况下，就先失去了排长施米茨、连长米汉和军士长。

　　二等兵罗德·施特罗也是超负荷的士兵之一。他没有能打开备用伞。“我记得当时心里在想，妈的，如果你需要它，却打不开，那很快就完蛋。如果你不需要它，那就用不着了。”他的飞机被击中，高度开始下降。他那个跳伞组都跳下去了，“驾驶与副驾驶和我们一起跳了出来”。

　　乔治·鲁兹在韦尔什的飞机上。登机时，他差点上不来，因为他除了正常的负载之外，还携带了一台无线电和一些电池。当时是几个航空兵帮了他一把，才把他推进飞机的。上了飞机之后，他跟韦尔什说，“中尉，你把我排在跳伞组的第五个，我恐怕连门口都走不到。”所以韦尔什让他跟二等兵罗伊·科布换了个位置。高射炮火开始后，（鲁兹回忆说：“你可能就在它的上方。”卡森则说：“真是不可思议，我们都迫不及待地想跳出去。”）科布喊了一声：“我中弹了。”

　　“你还能站起来吗？”

　　“站不起来。”

　　“把他的挂钩解开。”韦尔什命令道。迈克·兰尼把科布的挂钩从拉伞钢缆上取下。（二等兵雷德回忆说：“科布有些垂头丧气。经过两年的紧张训练，现在不能参加这次重大的空降，是很倒霉的。”）就在这时候，红灯开始闪亮，一秒钟之后，飞机被击中。韦尔什说：“我没有办法解释了，只说了一声‘走！’就跳了出去。”鲁兹把装着无线电与其他东西的腿袋踢出舱门，随后跃进夜空。

　　13，400名美国最优秀的青年军人就这样扑向了希特勒的“欧洲堡垒”。为了这一时刻，他们已经进行了两年的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