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书之立约，其来尚矣。如尼父之定《虞书》也，以舜为始，而云“粤若稽古帝尧”；丘明之传鲁史也，以隐为先，而云“惠公元妃孟子”。此皆正其疆里，开其首端。因有沿革，遂相交互，事势当然，非为滥轶也。过此已往，可谓狂简不知所裁者焉。

　　夫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若《汉书》之立表志，其殆侵官离局者乎？考其滥觞所出，起于司马氏。案马《记》以史制名，班《书》持汉标目。《史记》者，载数千年之事，无所不容；《汉书》者，纪十二帝之时，有限斯极。固既分迁之记，判其去取，纪传所存，唯留汉日；表志所录，乃尽牺年，举一反三，岂宜若是？胶柱调瑟，不亦谬欤！但固之踳驳，既往不谏，而后之作者，咸习其迷。《宋史》则上括魏朝，《隋书》则仰包梁代。求其所书之事，得十一于千百。一成其例，莫之敢移；永言其理，可为叹息！

　　当魏武乘时拨乱，电扫群雄，锋镝之所交，网罗之所及者，盖唯二袁、刘、吕而已。若进鸩行弑，燃脐就戮，总关王室，不涉霸图，而陈寿《国志》引居传首。夫汉之董卓，犹秦之赵高，昔车令之诛，既不列于《汉史》，何太师之毙，遂刊于《魏书》乎？兼复臧洪、陶谦、刘虞、孙瓒生于季末，自相吞噬。其于曹氏也，非唯理异犬牙，固亦事同风马，汉典所具，而魏册仍编，岂非流宕忘归，迷而不悟者也？

　　亦有一代之史，上下相交，若已见它记，则无宜重述。故子婴降沛，其详取验于《秦纪》；伯符死汉，其事断入于《吴书》。沈录金行，上羁刘主；魏刊水运，下列高王。唯蜀与齐各有国史，越次而载，孰曰攸宜？

　　自五胡称制，四海殊宅。江左既承正朔，斥彼魏胡，故氐、羌有录，索虏成传。魏本出于杂种，窃亦自号真君。其史党附本朝，思欲凌驾前作，遂乃南笼典午，北吞诸伪，比于群盗，尽入传中。但当有晋元、明之时，中原秦、赵之代，元氏膜拜稽首，自同臣妾，而反列之于传，何厚颜之甚邪！又张、李诸姓，据有凉、蜀，其于魏也，校年则前后不接，论地则参、商有殊，何与魏氏而横加编载？

　　夫《尚书》者，七经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学者必先精此书，次览群籍。譬夫行不由径，非所闻焉。修国史者，若旁采异闻，用成博物，斯则可矣。如班《书·地理志》，首全写《禹贡》一篇。降为后书，持续前史。盖以水济水，床上施床，徒有其烦，竟无其用，岂非惑乎？昔春秋诸国，赋诗见意，《左氏》所载，唯录章名。如地理为书，论自古风俗，至于夏世，宜云《禹贡》已详，何必重述古文，益其辞费也？

　　若夷狄本系种落所兴，北貊起自淳维，南蛮出于槃瓠，高句丽以鳖桥获济，吐谷浑因马斗徙居。诸如此说，求之历代，何书不有？而作之者，曾不知前撰已著，后修宜辍，遂乃百世相传，一字无改。盖骈指在手，不加力于千钧；附赘居身，非广形于七尺。为史之体，有若于斯，苟滥引它事，丰其部帙，以此称博，异乎吾党所闻。

　　陆士衡有云：“虽有爱而必捐。”善哉斯言，可谓达作者之致矣。夫能明彼断限，定其折中，历选自古，唯萧子显近诸。然必谓都无其累，则吾未之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