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8日，原在东京参谋本部内的大本营挪到广岛。“大本营将于13日前进至广岛”的公报，是以陆、海两相的名义签发的。

军队从广岛的宇品港用运输船运送，大本营推进至广岛，当天皇行幸到那里时，就意味着“御驾亲征”。

最强烈主张把大本营前移广岛的，就是伊藤博文首相。他的目标在于“把作战同外交一致起来”。

战地来的情报，到广岛可能比东京稍微早一些，但各国公使馆都在东京，广岛在外交活动方面肯定是不方便的。伊藤首相立意在天皇亲征这一事实上，他想以此来统一舆论，提高士气。

公布宪法而召开帝国议会之后，甲论乙驳，从外部看来似乎是舆论极为混乱。清政府推测：日本国内舆论分裂，在军事上也不会有果断措施。只要忍耐一时，日本内部必然对立，势必难以进行战争。

伊藤知道这一点，认为有必要显示一下日本国内团结的巩固程度，以粉碎清政府的如意算盘。

明治天皇行幸到广岛是9月15日，正好是日军总攻平壤之日。广岛的行宫就是原来的第五师团司令部。平壤的捷报还没有传来，迎接圣驾的一百零一响礼炮似乎是战胜的预祝。

世界上的国家分成两类，强国和弱国，强国压迫弱国是理所当然的。——门户开放以来，日本国民就是抱着这样的国家观。

闭关自守时代，日本是个落后国家，被划分在弱国一类里，因此不得不忍受缔结各种不平等条约的屈辱。开放以来，大约三十年间，日本朝着“文明开化”和“富国强兵”的目标全力奋进，要跻身强国之列。

由于在各个领域里惊人地欧化，“文明开化”收到了成效，终于同英国修改了条约。下一步是让全世界承认它“富国强兵”的实绩，那就是必须在战争中打胜仗。人们都觉得，对日本来说，在朝鲜同清军的冲突，是一次绝好的机会。

日本充满着活力，但战争的领导者希望国民的斗志燃烧得更旺盛些。宣扬司号兵之类，目的就在于此。

“大元帅陛下御驾亲征”，伊藤等人企图以此进一步燃起国民的战争狂热。大本营推进到广岛，从时机来说，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御驾亲征的兴奋劲头儿，由于平壤大捷而更加昂扬。著名的俳人正冈子规当时写了几首俳句：

遍山野，月下三万骑。

千里月，遮眼马上望。

炮声止，月照山头腥。

9月15日，正是阴历八月十六日，中秋节后的第一天。

在中国，中秋节是重要节日，也称做团圆节，是以满月之团圆喻家庭团圆，远离家乡的人在这一天要尽可能回家团圆。

在日本取这个“圆”的意思，做成赏月团子，在中国便是月饼。这一天的中心活动是摆设祭坛，祭祀月神。

月神被称为“太阴星君”：阴是阳的反面，所以，祭礼主要由妇女承担。供品除月饼外，还有瓜，一般都切成花瓣形。比起新年来，颇有女性节日的气氛。

中秋节后的第三天，阳历9月17日，平壤战败的消息传到北京。天津的李鸿章早几个小时接到了这一惨报。

穿过书房的窗户，李鸿章目不转睛地盯着庭院。这是个圆窗，庭院的一部分镶嵌在圆圈中。这个圆形使他想起三天前中秋赏月的情景。庭院的一角还残留着对中秋的惜别留恋之情——一堆灰烬。此刻李鸿章注视的就是它。

画着月神——太阴星君的纸叫“纸马”，因为上面也画着月神所骑的马。上古祭神时，杀马以作牺牲，到了近世用画着马的纸来代替。中秋祭祀完了，把纸马和纸钱一同烧掉。李鸿章官邸的庭院里，还残留着中秋之夜烧掉的纸马、纸钱的灰烬，那黑乎乎的颜色在白色砌石上特别醒目。

“不知北京对这事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李鸿章自言自语。

傍晚时分，北京宫廷来电报，对他作出了决定：

“李鸿章未能迅赴戎机，日久无功。命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

黄马褂就是在平壤战役中左宝贵临死前特意穿上的衣饰，因功而恩准穿用，受挫时便会像今天这样被撤销。

所谓花翎，是用孔雀的羽毛制成，插在帽子后做装饰，也是视功劳而恩准。分为单眼花翎、双眼花翎和三眼花翎三种。是用孔雀羽毛上的圆眼数来区别功劳，三眼花翎当然是最高的了。

黄马褂和花翎类似勋章，并不是平常随便穿戴的东西。

从这天起，李鸿章不能穿黄马褂了，连帽子上插饰的孔雀羽毛也得拔掉。这当然是一种处罚，但只不过是形式上的名誉而已，无关痛痒。

接到上谕，李鸿章哧哧地笑了，对旁边的幕僚说：

“免官解职岂不更好……”

罢我的官，谅你们也不敢——李鸿章遥想北京重臣会议的情景，心里暗自思量。战幕已经拉开，目前在中国，除了北洋军以外，能战斗的军队究竟有多少呢？没有北洋军参加，就无法进行战争，而北洋军只听从李鸿章指挥。

当时人们把重臣会议叫枢垣会议。

在那天的枢垣会议上，李鸿章的政敌们谴责他措施不当。第一个发言的是李鸿藻，翁同龢响应，但谁也不敢提议免职。最后是硬着头皮“发出严责谕旨”，意即由皇帝给予严厉申斥。

当时的军机大臣是礼亲王世铎（皇族）、额勒和布（武英殿大学士）、张之万（东阁大学士）、孙毓汶（兵部尚书）、徐用仪（吏部左侍郎）五人，户部尚书翁同龢、礼部尚书李鸿藻也参加重要会议。这年的十月，翁、李二人接替了张之万、额勒和布的军机大臣职务。恭亲王奕?作为皇族军机大臣参加进来，是在十一月。军机处几乎是皇帝的秘书府，目前正由这些强硬派占据着。

驻北京的美国公使在给本国国务院的报告中说：“皇帝和他周围的重臣们不仅不想支持李鸿章的对日战争，反而给他制造麻烦。”

李鸿章在与日本作战的同时，还必须与北京的政敌们作战。

烟不见兮云不行，风不起兮波不兴。

那天，黄海风平浪静。这次战役，日本称之为“黄海大海战”，中国称做“大东沟之役”或“鸭绿江海战”。

北洋海军是李鸿章的政治资本，他压根儿就没想让这支舰队参战。至于制海权，北洋海军连想都没想过。

只把它当做威慑的装饰品，似乎有些浪费，反正在海上游弋，干脆用来做运输工具吧。

9月15日晚，载着一大批陆军的北洋舰队从大连湾开出。这一天，日军对平壤发起总攻，但旅顺没得到通知，舰队在次日中午到达鸭绿江口——大东沟，由刘盛休指挥的铭军在深夜全部登陆。

铭军就是刘铭传统率的部队。刘铭传是李鸿章的同乡，安徽合肥人，在李鸿章的淮军中以勇猛善战而闻名。他同左宗棠不和，便脱离军务，将军队交给了侄儿刘盛藻。指挥权可以继承，足以说明淮系军队的私人性质。后来刘铭传以文官身份去治理台湾，三年前又辞掉了台湾巡抚之职。在朝鲜，中日关系紧张之后，北京朝廷想起了这位勇将，曾下诏召见，但刘铭传称病不出。

刘盛藻接受铭军后，又借服丧之机，将指挥权让给其弟刘盛休。

这支北洋军中最强的军队准备从鸭绿江开赴平壤，同日军作战。但是，在他们登陆时，平壤的清军已经大败，正向北方溃退。

北洋舰队圆满完成了护送铭军的任务，提督丁汝昌在旗舰“定远”号上。“镇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济远”、“超勇”、“扬威”、“广甲”诸舰在大东沟海面一字排开，保护铭军登陆的是“镇南”、“镇中”两艘炮舰和四艘水雷艇。因为港浅，只有炮舰和水雷艇能进入港内，“平远”和“广丙”二舰在港外照看铭军登陆。

任务完成，17日上午八时丁提督命令舰队于正午出发。各舰正忙于出发前准备工作，“镇远”舰忽报“发现南方有黑烟”。

时间是上午十一时。

以煤炭为燃料的时代，未见舰影，首先便看见煤烟。不多时，弄清了那些黑烟是从日本舰队冒出来的。

同敌人遭遇！

北洋舰队并没有进行搜索活动，他们没有掌握制海权的野心，而李鸿章也不曾要求过。北洋舰队的任务只是输送兵员和沿岸防御，至于大舰队在海上的遭遇战，他们从来也没有认真想过。

“全舰立即起锚！”

“准备战斗！”

丁汝昌一个接一个地下达着命令。

大东沟港外的“平远”和“广丙”也迅速加入战斗行列。

日本的联合舰队护送陆军到仁川港以后，为支援平壤作战而北上，到达大同江口海面时，是9月15日。日军在这天攻进了平壤。

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中将在电报中报告：“16日，率本队及第一游击军‘赤城’、‘西京’、‘都合’等十二舰，自大同江出发，17日晨经海洋岛至盛京省大孤山港海面，与敌舰十四艘、水雷艇六艘遭遇，午后零时四十五分至午后五时许，进行数次激战。”

日本海军正积极地搜索目标，寻找敌人，与之作战。相反，北洋海军只以输送兵员、警戒沿海为目的，并没想南下搜索敌人，是被迫应战。它背靠大陆，不如背后是大海那样可以自由行动。北洋舰队一开始就处于走投无路的形势下。

日方是十二艘，中方十四艘。清军舰船虽多，但一只不如一只。排水量总吨数日方为四万吨，而中方只有三万五千吨。但中方有铁甲舰五艘，而日方只有一艘。至于速度，日方占绝对优势，平均速度为十六海里，比平均十四海里的清舰高出一筹。实际马力日方为七万三千马力，中方仅为四万六千马力。重炮，中方二十一门，日方十一门，但速射炮日方六十七门，中方仅六门，相差悬殊。

从综合战斗力观之，日本舰队占相当的优势。

战斗训练方面的差别就更大了。近年来北洋海军根本没进行过正规训练。有个时期，英国海军上校琅威理在丁汝昌麾下担当教育官兵之职，后来因待遇问题而辞任。那是丁汝昌接旨进京时，琅威理以为丁汝昌离舰期间应当由他代理北洋舰队总指挥，实际上却是总兵刘步蟾代理了司令长官，他只不过是顾问。

一国的舰队，哪怕是一时的，从常识来考虑，也不能交给外国人。琅威理认为自己受到屈辱，可见他的性格过于偏激固执。当他明白了他当不上代理司令长官之后，干脆辞职不干了。凭着这种偏激固执的性格，他为清军做过严格的战斗训练，素质大见提高。琅威理辞职后，再也没有这么严格的教官了。

李鸿章聘汉纳根为后任。汉纳根是德国的陆军工程师，专长是构筑要塞，旅顺和威海卫的炮台就是按照他的设计和指导建造的。在炮台和要塞方面他是权威人士，但在海军作战训练方面却是个门外汉。他在本国时军籍是陆军。

琅威理离去后，北洋海军中外国人顾问除汉纳根以外，还有德国工程师、德国炮术专家、美国航海术教官、英国工程师等人。这些人都是专门的工程师，与战斗训练毫不相干，在他们之外有个叫尼格路士的英国人，他是退伍水兵，一度负责训练，其实不过是军事教练助手一流的人物。

后来，有个叫泰莱的英国海军后备少尉被北洋海军聘来。他原来在以英国人赫德为首的中国海关工作，当缉私船船长。泰莱进入北洋海军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之前。他在回忆录中说：他之所以在风云告急之时进入北洋海军，纯粹是冒险心理的驱使。他的身份是汉纳根的顾问兼秘书。不过，从时间上来说，他几乎没来得及训练。

北洋海军官兵学会了航海，但没受过多少作战训练。

在这种状况下，两国舰队遭遇了。

据泰莱的回忆录，北洋海军的水兵们虽然训练不足，但极其机敏、灵活。从下级到中坚的军官们大都是些很有才能的人，但越往上越沾染着官僚主义恶习。

提督丁汝昌是淮军骑兵出身，给刘铭传做过部将，在征讨捻军时立下战功，得到李鸿章的极大信任。从根本上说，他并不是海军军人，只是经常被派往欧洲购买军舰，这才与海军结下关系。海军学校设在福建，所以海军中福建出身的人比较多，此外，还有山东、浙江等沿海一带出身的人。安徽出身的丁汝昌是个孤立的存在。泰莱在回忆录中写道：“丁汝昌不过是个傀儡，实际上的提督是总兵兼旗舰管带刘步蟾。”

刘步蟾属于海军的主流派。他原籍是福建省侯官县，幼时听过家乡的杰出人物林则徐的故事。后在福建船政学堂学习英语、测量和航海。学成，被派往英国研习枪炮和水雷。从国外归来，在台湾测绘部落和海岸，制成详图，受到同乡前辈两江总督沈葆祯（林则徐的女婿）的重视，在海军中一帆风顺地升上去。1882年赴德国接收“定远”舰，后来就成为“定远”的管带。

黄海海战时中国海军的实际指挥者是刘步蟾。

北洋舰队发现日本舰队，立即做了战斗部署。

北洋舰队的预定作战方案是采取四列纵队。然而，旗舰上刘步蟾命令旗尉升起的信号旗，却是一列横队。

泰莱写道：“刘步蟾是个惜命的人！”

排成一列横队时，以旗舰为中心，主力舰列于两旁，两翼就是弱的位置。敌舰攻击时，首先要从弱点开始，所以这种队形在初战时，主力舰是安全的。

泰莱写道：“他就是害怕同敌人遭遇。”

泰莱和刘步蟾似乎不太融洽。后来刘步蟾在威海卫自杀殉国，怎么会在这次黄海海战中贪生怕死呢？

战斗队形是根据桅杆上的信号旗变动的。为了掩蔽自己的作战意图，刚交战时可能不按既定方针变换队形。

虽说是一列横队，但两翼的弱舰知道自身所处位置的危险性，一般都要稍稍靠后一些。所以，北洋舰队现在不是一条直线，而是排成一个半月形。一般说来，横队是很难维持其阵容的，而且行动颇受限制。不过，舰首有重炮的北洋诸舰，要有效地发挥重炮的威力，仍以横队列阵、舰首对准敌舰为最上策。

提督丁汝昌正站在主炮之上的舰桥上，他的旁边站着泰莱，管带刘步蟾岂能看不见？然而，他却下达了开炮的命令。

当主炮开炮时，站在舰桥上的人会被它的剧烈震动给抛出去。果然，丁汝昌和泰莱两人被震出十多米远。

丁提督扭伤了腰骨，不能站立。泰莱一时失去了知觉。难怪泰莱写回忆录时把刘步蟾的形象描写得那么坏，看来也是有原因的。

战幕拉开，三十分钟以后，北洋舰队旗舰“定远”号的信号桅杆被日舰炮弹击中。这下子就决定了胜败。那个时代的海战，各舰都依照旗舰的信号旗行动，而此刻北洋舰队的旗舰不能下达命令了。

想改变队形也不可能了，于是，各舰便各自为战。旗舰的信号旗既是舰队的眼睛，也是舰队的耳朵。现在，北洋诸舰又瞎又聋了。

在综合战斗力方面，日本的联合舰队占据上风。而中国海军开战伊始便失去旗舰的信号桅杆，无法采取机动灵活、紧密联系的战术。

殊死的战斗持续了五个小时，北洋舰队损失了“超勇”、“致远”、“经远”三舰，“扬威”、“广甲”重伤。

日本舰队的速射炮发挥了威力。“定远”、“镇远”被击中二百余弹，有十余人阵亡。“定远”的主炮炮弹击中日本旗舰“松岛”，但未能击沉它。“松岛”舰伤亡三百余人。

“定远”和“镇远”两巨舰，虽然中了二百多发大小炮弹，仍然没有沉没。

邓世昌管带率领“致远”舰，喷着火星，直冲日本的“吉野”舰，要以舰撞舰，同归于尽，但中了鱼雷，顷刻沉没。

水兵出身的英国人尼格路士身受重伤，临死前不断呼唤女儿的名字。

酣战中，“济远”舰体受重创，离开战列，返回大连湾。各舰认为“济远”的行动是“临阵脱逃”。

下午五时，黄海上飘散出黄昏的气息，日本联合舰队突然掉转队形，开始返航。这是日本舰队的一次明显的胜利。但是，还称不上压倒性胜利，因为日本舰队长期以来的主要假设敌——“定远”、“镇远”两舰，并未击沉。

连续五个小时的海战，并非毫无间断地互相发射炮弹。其间也有过数次的十分或十五分钟的休止时间。日本舰队掉头返航之前停止了炮击，开始时北洋舰队还以为这是日本舰队的暂停。

日本舰队的舰影逐渐远去，“镇远”舰上的美国人航海术教官马吉芬喃喃地说道：“日本舰队炮弹也打光了……”

北洋舰队诸舰的弹药库几乎都空了。

丁汝昌、刘步蟾率领北洋舰队，带着满身创伤，拖着沉重步伐，返回大连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