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自古以来乡党意识就非常浓厚。在东学中，也有南接、北接之类的说法。“接”是什么意思呢？东学在1878年设立了门徒集会之所，当时称“接所”，就是教会。“接所”，简称为“接”。南接，是指南方的教会，北接，是指北方的教会。南接就是全罗道，北接就是忠清道。开始时只是划分地域之意，后来竟与路线斗争结合起来，名词被赋予深刻的含义。

想把东学尽量限制在纯宗教活动的组织范围内，称做“北接”；要把政治运动和军事行动相结合，称做“南接”。

全罗道出身的人本应该都是南接，但其中也有人主张，东学是宗教团体，致力于大众精神方面的教化就够了，不要涉足政治。相反，本应该是北接的忠清道出身的人中也有人主张，东学钻在宗教的贝壳里实在可笑，如果有理想和抱负，就应当为实现它而倾注一切努力，不惜扩大到政治领域，诉诸武力，积极地行动起来。

本来朝鲜人当中好激动的人居多，组成集团斗争，就更是一往直前。

如果是因为地域闹口角，那么，双方按照习惯，互相吐唾沫，狠狠骂上一顿，也就完了。可是，像东学这样，在同一集团中路线不一致，问题就严重了。

就日本出兵之前的东学起义而论，因为北接派领导人崔时亨对军事行动消极，所以在忠清道南部缺乏号召力。这样分散了力量，对朝鲜政府军来说，是非常有利的。的确，当时东学的举兵有些不够果断，后来在内部也作过总结。

南接派领袖是全琫准。他面对日本出兵的新事态，越发坚定了信念。他早有预料，不做出抵抗的姿势，敌人会毫不留情地长驱直入。敌人已经来到面前，能把自己锁在祈祷的世界里无动于衷吗？全琫准积极地准备武装起义。

然而，东学这一宗教团体的上层却大都是北接系。南接的理论家们反复地鼓动武装斗争，但要使整个教团行动起来，是需要时间的。

“你们没看见吗？倭兵（日本兵）在汉城到处都是！你们打算就这么置之不管吗？祈祷有什么用？除了拿起武器战斗，没有别的办法。你们还能算是东学信徒吗？不，还能算是人吗？”

嗓门高起来，议论升级了。

在宫廷内部，大院君同闵妃派有分歧有斗争，在朝鲜的其他领域里，各个派别的抗争也很激烈。这也许是儒教家长专制体系的影响，从一家一户开始，同塾、同乡等关系纠缠着，不管本人如何，都要依照所属集团的意志行动。

主战论的南接宣扬自己的主张。声调越来越高。尽管主张宗教纯化的北接反对举兵，但它也不是非暴力集团。为了打倒对立的南接，北接并不怕使用武力。南接方面大骂：

“你们算什么男子汉，一群窝囊废！”

越骂越凶。挨骂的一方不可能默不作声，结果不断地发生殴斗，甚至激化到出现伤亡。

“南接太蛮横了！”

“竟然动刀动枪威胁我们！”

“对于强暴，我们也得用武力相抗！”

北接方面开始集结兵力，不是为了同日军和朝鲜官军作战，而是要跟共同信奉东学的南接火拼。北接领导者金演局、孙秉熙、孙天民、黄河一等人组织了伐南军，揭起了伐南旗。

他们起草了檄文，准备发往北接各地。檄文说：“以道（东学）作乱，实属非是。全琫准、徐璋玉等辈乃国家之叛逆，师门之乱贼，吾等何不群起而攻之？”

这就是内部分裂。

这样下去，不仅不能同日军作战，反而会使东学自我崩溃。南接方面在起兵之前也必须解决同北接的对立问题。

这期间，形势大为变化。成欢之役，清军大败，日军占领了牙山。清军向平壤退却而去，日军在后紧迫，朝鲜政府只有当日本的傀儡了。

日本侵略朝鲜，最强烈反对的是东学。同政府军讲和时，东学坚持加上一条：“严惩通倭者。”

如今，朝鲜政府自国王以下的要人全都通倭，虽然是迫于武力。

不，“通倭”一词表达得并不充分，实际是屈从于倭人。从此以后，朝鲜政府的意图，就是日本的意图。日本的意图是统治全朝鲜，而统治全朝鲜就必须消灭反对日本的东学。日本驱逐清军之后将采取什么行动，东学是看得很清楚的。

东学已经形成一个巨大的势力，但一直以朴素的方法维持的内部统一，目前到了极限。朴素的方法就是靠人事关系。组织扩大以后，人事关系也随着复杂起来。

东学第一代教主崔济愚遇难后，崔时亨成了第二代教主。本应该他一声令下，东学便齐声响应，但现在却做不到。其原因不只是组织的扩大，还在于教主崔时亨的观点是东学中的少数派。

要进行为第一代教主恢复名誉运动——“申冤运动”，崔时亨很谨慎。起初是反对，后来知道赞成者占多数，他才下定决心。他在统率教团的政治方面，并不出众，他超群之处是作为一个宗教家的才能。

崔时亨心里只希望把东学的活动限制在宗教方面，并使其纯化。可是，前来参加东学的，是些饱受压迫、对现有宗教已经失望的人，他们要越过阻碍干一场。

显而易见，屈服于日本的朝鲜政府将同日本一起镇压东学，因此，武装暴动已成为多数人的意见。

东学之所以出现南接和北接的分裂状态，说到底是教主崔时亨赞成少数人意见造成的。

在东学内部，一些有心人对这种状态也很忧虑。其实，这并不是解决不了的问题。武装暴动实际上是绝大多数人的意见，北接的头面人物在内心也是赞成的。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朝鲜式的家长制以及对上级的绝对忠诚，使许多人无法表态。而且，北接和南接的对抗，在感情上也产生了隔阂。不过，对抗只是数月以来的事，感情上的对立还不算深刻。双方都盼望早一天解决。

这时，出面调停的是吴知泳。

他是东学里为数甚少的知识阶层出身的人，他从孙和中那里接受了东学教义，其后又跟随金邦瑞学习。儒教作为一种体制，朝鲜比中国更严格。一旦拜人为师，就终生执弟子之礼。

事有凑巧，孙和中属南接，而金邦瑞属北接。当然，过去并没有南接、北接之分。如果说有这种称呼，那也只不过是表示出身地或居住地罢了。总之，孙和中与金邦瑞是后来才渐渐分属于南接和北接的。吴知泳与两方面的要人都有较深的渊源，作为调停人是最合适不过的。

吴知泳出任调停人，据他的著作中记载，时间在中秋节之后，正当清军从平壤败退、黄海制海权落到日本手里的时候。

“听说你们要举旗伐南，是吗？”吴知泳拜访北接的领导人，问道。其实，不问也能看出来，北接的司令部——报恩郡的大都所里充满了杀气。

“以道作乱者，依据东学精神，必须予以讨伐。这是我们的信念。”大都所长金演局答道。

“你们何必去讨伐呢？日本军和朝鲜傀儡军正在讨伐他们。南接同敌人打得不错，不过，我认为他们肯定打不赢，因为同属东学的北接也要出兵了……他们的命运会怎样呢？”

吴知泳扫视着金演局等北接领导人的脸，仿佛在向他们每个人发问，语调缓慢而柔和。

没人回答。孙秉熙似乎晃动了一下肩膀，吴知泳便盯住孙秉熙问道：

“不用各位回答，结果不是明摆着吗？南接军受到敌人和昔日伙伴的双重征讨，必败无疑。北接军一定能大获全胜。怎么样？你们高兴吧？”

依然没人回答。停了一会儿，吴知泳接着说：

“后世的历史学家对这次战争将如何评论呢？你们已经准备好了一套为自己树碑立传的说辞吧？我想听一听，能说给我听听吗？”

金演局瘪着嘴，轻轻合上了眼睛。孙天民垂下视线。孙秉熙并不躲避吴知泳的目光，身子一动不动，脸上泛起红晕。

“因为我们再也忍不下南接那帮家伙的无理谩骂！”孙秉熙似乎终于按捺不住，首先开口了。说完，他的嘴唇颤抖着。

“噢，那就让他们来赔罪，事情不就完了吗？这是我们内部的事，就像兄弟之间吵架一样。兄弟吵得再凶，如果有人来欺侮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兄弟俩就会忘掉吵架，互相帮助，一致对外。这难道不是我们朝鲜人的人情吗？”

对吴知泳的话，孙秉熙深表同意。

“我们之间有南接、北接的问题，”吴知泳又说道，“但是，在日本军和京军①的眼里可没有南北的差别，他们视为眼中钉的是整个东学。你们也是他们的讨伐对象，这还不明白吗？”

在吴知泳的雄辩面前，北接领导人都低下了头。

其实，他们心里也在想：若不是所属关系，若不是以往的一些缘由，对于武装暴动，他们也并不十分反对的。

“如果能向我们道歉……”孙秉熙道出真情，激动得说不下去了。

“当然要赔礼道歉。我代表南接，向你们赔罪。”

吴知泳立刻跪倒在地，叩头谢罪。

“好，你瞧！”

孙秉熙站起来，抓过竖在屋角的旗帜，狠狠摔在地上，用脚踹断。这就是“伐南旗”。

调停成功了。

当然，在北接集团中，主张东学是纯粹的宗教团体，坚持反对武装暴动的人仍然存在。但是，能使北接一派的大多数倾向于武装暴动，这就是巨大的成功。

日军在平壤和黄海的胜利，使英国感到了危机。

英国的权益中心在上海。日本掀起战端时，英国认为只要战火不烧到长江下游，倒也不必干涉。

不过，当时英国预料清廷不至于一败涂地。现在，从战况来看，似乎清廷已经无法挽回败局。于是，英国开始考虑将来的问题了。它是最希望清廷能够维持现状的。

日本彻底打败中国，清朝的政治体制必然崩溃，中国全土必然陷于混乱状态，工商业活动将停顿。这正是英国所担心的。从日军进攻迅速这一点看来，很有这种可能。

据英国分析，清朝崩溃，意味着它的边远地区开始从中央脱离出去。西藏，新疆，还有东北部会首先离去，但不是独立或自治。它们的背后都肯定有列强的力量在活动。周围地区动摇了，中央部分的反政府运动就会激化，从而加速混乱。到那时，英国所害怕的工商业停顿必然要出现。

反政府运动即革命运动，这时也开始在中国内部萌动了。

近来，孙文在夏威夷。他抛弃了以前那种去天津说服李鸿章进行改革的书呆子气，正在同洪门的人们接触。他要募集武装暴动的资金。

“推翻满清，建成我们的新政权时，加倍偿还。”

孙文以这种条件筹措军用资金，他的计划越来越现实。

清朝的房架子还算牢固，但是，一次巨大的失败会使它动摇。考虑到这一点，英国便想出面劝说日本停战了。

10月8日，英国公使向陆奥外相提出两个条件，探询停战、媾和之意，即：一、列强保障朝鲜之独立；二、中国向日本赔偿战费。

这位公使于8月中旬到任，不久便造访日本外交部，暗示：英国政府对日、中两国的战争最近要提出自己的意见。

10月初，可能英国看清了战局，向欧美主要国家号召：中国已经出现了反政府运动，为保护本国侨民，欧美各国应当共同行动。

10月6日，英国又提议，共同劝告日、中两国讲和。这些国家是法、德、意、俄、美五国。

英国公使对陆奥外相说：

“关于日、中两国间的媾和，各国正在讨论，不久将提出相同的建议。”

日本政府当时对媾和条件尚未研究，但这是迟早要研究的，于是借此机会，在政府内部开始了研究。日本外务省以照会形式拟订了三个方案。

甲案：

一、敦促清政府承认朝鲜之独立，割让旅顺口、大连湾给日本，作为永不干涉朝鲜内政之保证。

二、敦促清政府向日本赔偿军费。

三、清政府应根据同欧洲各国缔结的现行条约，与日本缔结新约。（这不外是强迫签订不平等条约。）

在实行以上条件之前，清政府应向日本政府作出充分的保证。

乙案：

一、由各强国保证朝鲜之独立。

二、清政府割让台湾全岛给日本。

其他条款同甲案。

丙案：

在日本政府明确提出停战条件之前，先了解清政府的意向。

陆奥外相把这三种草案呈送广岛大本营的伊藤首相处。

陆奥外相在《蹇蹇录》中记述：“甲、乙两案竟成为后来起草《马关条约》之基础。”

伊藤首相同意了甲案，但他认为现在立刻答复英国，不是上策。可是，英国公使正式照会，不能不给予回答。陆奥外相把丙案稍加修改，在英国公使来访的十五天后，递交过去。其文如下：

“对于英国皇帝陛下之政府提议停止日中战争之友谊，帝国政府十分感激。迄今战争之胜利常属日军，然帝国政府认为，尚不足以保证谈判之满意结果。因之，公开发表停止战争之条件，留待他日。”

为什么伊藤首相赞成甲案，却又说现在作答不是上策呢？那是因为日本还没有占领旅顺和大连。这时，进攻旅顺的第二军还没有出发。第二军从宇品港出发是在10月15日。第二军司令由大山岩大将担任。

外国出面干涉了，必须趁此机会尽量扩大战果。陆奥外相在阁僚会议上要求尽早执行旅顺作战，不过，他从英国“干涉”的强度上体会出一个乐观的日期。英国公使已经同各国公使协商，说不久各国也将提出停战建议，于是陆奥外相同各国公使会晤，不露声色地摸意向，得知俄、德、法、美等国公使似乎还没有接到本国政府的训令。

俄皇重病在身，不可能研究英国的建议。美国以它同欧洲诸国共同活动违反美国传统为理由，拒绝了英国的建议。德国认为，对日本进行干涉，如果被拒绝时不能采取行动，就绝无效果，所以，它并不把英国的提议放在眼里。

英国提出的媾和条件，遭到清政府的拒绝。

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于10月10日去天津，同李鸿章会晤，探询对讲和的意见。

“赔偿战费？岂有此理！这种谈判根本办不到！”李鸿章答道。

虽然如此，他对英国出面干涉一事表示欢迎。

两天后，俄国公使喀西尼来会李鸿章。李鸿章简直把他当成了救星。

“近来，本国一直没来电，您当然知道是什么原因。”喀西尼说道。

“祈祷俄皇陛下早日康复。”李鸿章通过翻译说道。

俄皇亚历山大三世卧床不起，气息奄奄。帝俄外交是宫廷外交，在这种情况下，几乎一切活动都停顿了。

“不过，我国决不允许日本独占朝鲜，这一点，我敢保证！”喀西尼说。

至于赔偿战费，从当时的气氛来看，在清政府内部是绝对通不过的。那么，朝廷有无同日本长期打下去的意思呢？没有，就连那个坐在最高权力宝座上的西太后也是个最讨厌战争、盼望早日结束战争的人。

站在主战派最前面的翁同龢，在九月十六日（阳历10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他一听到英国公使欧格讷的提议，立刻参谒西太后，据说军机大臣孙毓文（兵部尚书）和徐用仪（吏部左侍郎）主张接受英国提案，否则陪都（奉天）难保，山陵（顺治帝以前的帝陵均在奉天）难护，表示悲观。翁同龢和李鸿藻两人主张强硬对敌，奏请西太后悬赏鼓励九连城将士，火速修复受伤军舰，保卫渤海。“然天意（西太后的意思）已定，似不能回……愤慨而归，求死不得。噫！”

次日，日本政府任命内务大臣井上馨为特命全权公使驻在朝鲜国。

内务大臣作为公使赴任朝鲜，任何人都会觉得这次人事安排很特殊。

他不是一般的外交官，虽然带了个公使头衔，但实际上一定比这更高。

是监国！

以前袁世凯曾有过这个绰号。他是由宗主国派去的人员，为的是监视藩属国的国事，叫监国似乎也未尝不可。在日本吞并韩国之前，伊藤博文身为“韩国统监”，实质上就是监国。

处于列强注视之下，不能给井上馨以监国或类似监国的官名，伊藤首相最初想了个“特派全权办理大臣”，但陆奥外相坚决反对，因为这个新官名确实是尊重了井上馨的资历，可是从外交的角度讲欠妥。

这种从未听过的官名，会引起诸国怀疑：日本是否要吞并朝鲜？越是有吞并之心，就越要避免引起猜忌。

井上的任务是指导朝鲜内政改革，其实就是“监国”，但最后还是决定使用“特命全权公使”这一称呼。

东学举兵正值此时。

忠清南道的南面有一座山，叫论山，东学的本营便设在这里。南接的全琫准和北接的孙秉熙两位英雄在论山会晤。虽然没能把所有的北接人引进武装起义之中，但是，东学的大团结总算实现了。

东学的目标是首先占领公州，接着扩展到国都汉城去。

接到东学暴动的情报，南小四郎少佐率领后备军十九大队，合并忠清道监司朴齐纯率领的朝鲜军，防守公州。日军大约有一千人，朝军将近一万人，指挥权由日军掌握。

在北方前线，日军第一军于10月24日渡过鸭绿江，侵入中国境内。先锋部队是佐藤大佐率领的第十八联队一支队，他们从水口镇上游涉水而过，然后夜间在江上架起浮桥。日军主力在25日拂晓过了江。

对岸是老将宋庆率领的部队，据守在九连城。

袁世凯被李鸿章催促，在九连城设立了转运站。日军一过鸭绿江，他便把转运站撤到凤凰城去了。判断战局的眼力或嗅觉，袁世凯确实是高人一筹，这也许是一种本能。

在九连城的铭军，是刘盛休指挥的淮军，算是清军的精锐。然而，日军拂晓渡河，他们竟一无所知。他们以为自己做不到的事，别人也做不到。遭到日军突然袭击，这支精锐部队顿时失掉了战斗意志。

九连城于10月26日失陷，唯恐被切断退路的清军，几乎是不战自退。

第一军渡过鸭绿江的10月24日，大山大将的第二军在花园口登陆。完全没遇到任何抵抗。29日卸完货，全军向旅顺进发。

10月29日，第一军立见少将率领分队进了凤凰城。从九连城退下来的清军几乎只是路过凤凰城而已。他们知道日军的进攻速度，没敢在凤凰城喘口气，匆匆抢掠之后便往大后方逃去。兵卒们朝军官逃跑的反方向逃散，他们再也不想打什么仗了。

清军在丢弃凤凰城之前放了火。这天正是阴历十月一日。两天前，凤凰城就已经和北京不通电报了。北京也把它完全放弃。

得到日军在金州东面的花园口登陆的消息，北京似乎大为震惊。人们总有一个印象，以为九连城和凤凰城距离朝鲜很近，是边境地区，但一提到辽东半岛，隔着渤海就是天津和北京，心情可就大不相同了。

北京震动了。为保卫国都，集结了军队。恭亲王、庆亲王等皇族也督办起军务来。

主战派的翁同龢与李鸿藻在凤凰城失陷的第二天升任为军机大臣。从这次人事安排来看，似乎要彻底抗战。但另一面也有完全相反的活动。两天后，恭亲王拜访英、美、德、俄、法五国公使，委托他们调解，与日本停战。

恭亲王访问俄国喀西尼公使时，首先对俄皇逝世表示哀悼，因为他刚刚接到了电报。

委托别国调解，当然得提出自己的条件，那就是承认朝鲜的独立，赔偿战争费用。但是，日本已经拒绝过英国所提出的同样条件，而现在，战局对日本更加有利。

11月6日，金州失陷。清军不曾迎战，弃城而走。守城的副督统连顺飞快地逃到旅顺。看着沉默的金州炮台，日军十分纳闷地进了城。

“登陆一看，如同空宅”——日本报纸报道了占领金州的消息，用了这样一条大标题。

翌日，11月7日，日军占领大连。大连由铭军总兵赵怀业镇守，麾下的三千多名士兵大部分是新兵。赵怀业没有做无谓的抵抗，扔掉一百二十门大炮和许多弹药，逃到旅顺去了。

大连失陷的11月7日（阴历十月十日），恰巧是西太后的六十大寿。

正值战时，人们以为她会收敛一点，谁知竟毫无收敛迹象。庆典所需费用，由京官每人捐献年俸的四分之一，外省巡抚各筹措三万两。宦官和宫女们也都各有奉献。

庆典费用达七百万两，估计这次捐献总额不下一千万两。

“去年北洋海军从朝廷领的经费是多少啊？”李鸿章听到庆典费用时，忍不住向旁边的幕僚问了一句。

“不足一百五十万两。”幕僚答道。

“能买多少只铁甲舰……”李鸿章低声自言自语。

“您说什么？”

“我说旅顺……难办哪，旅顺也要……”

李鸿章失神地盯着墙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