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袁世凯为人谦逊，或许能避免正面冲突。但是，他极不谦逊。年轻气盛，平素已是傲气凌人，平乱有功，就更加目中无人了。

叔父袁保龄每次写信都教导他：“要谦虚、自制。”同时写信给吴兆有：“袁世凯年幼无知，或惹仁弟不快，请勿介意，善为照拂……”

被金玉均杀害的亲清派人物同袁世凯情深意厚，他觉得应当给遗族以抚恤，便下令从军饷中支付。

军饷只限用于驻防军的直接开销，即粮食、武器弹药的补充等。用来抚恤他国要人的遗族，是不妥当的。

吴兆有将此事报告李鸿章。

袁世凯没有别的财源，只有先挪用，以后再“做正开销”。

然而没等他上报申请，吴兆有便揭发了。不管有何打算，被告发后就构成公私不分、账目混乱的罪名。李鸿章下令：“所借钱款，着由个人偿还。”

袁世凯只好处理私人财产，正当趾高气扬之时，这件事给他当头一棒。

“这就是过分逞能逞强的结果”，袁世凯自己得出结论。他终于明白了。袁保龄也在信中批评他：“你此次在朝鲜的功绩，举世瞩目，竟为吴某所算，乃‘阔’字之病。”

所谓“阔”字之病，即疏忽大意，或者说警惕性不高。

“甲申事变”之后，袁世凯成了“众矢之的”，敌方我方一齐攻击他。吴兆有的暗算不过是挑错整人，还不为重，而敌人的箭矢来势凶猛，并涂满毒药。

日本方面强调，这次两国冲突的责任在清军指挥者身上。

“壬午军乱”时，日本人死了十几人；而“甲申事变”中，矶林大尉等四十多人死亡。竹添感到，自己发动这场政变死了这么多人，责任重大，于是使劲儿往袁世凯身上推。

竹添后来对自己的门生总保持沉默，但在回国当时，却向日本朝野人士辩驳，说：“此次诸事，皆因袁世凯不善。”

清政府派出吴大澂和续昌两人到朝鲜。他们于1885年元旦抵达汉城，即阴历十一月十六日。两人的任务是“查办”。

吴大澂在日朝谈判中处于幕后，为朝鲜方面出谋划策，有时候也就是命令。他来到朝鲜，一直代表清政府独揽朝鲜大权的袁世凯等于被解除了职务。

“来了正牌货，我就靠边了。”袁世凯转动着眼珠说道。

“什么叫正牌货？”吴大澂不由得笑了。他五十一岁，袁世凯和他儿子的岁数差不多。

“就是有响当当的出身。”

袁世凯在进士出身的人面前，总有一种自卑感。何况吴大澂不仅是进士出身，而且是知名学者，就使他更加自卑了。站在他们面前，袁世凯觉得自己好像是冒牌货。

“不过，你干得很出色。”吴大澂说道，“另外也找不出办法来。如果要干，就得那么斩钉截铁地干一场。”

吴大澂对袁世凯的评价并不低，然而，被查办毕竟是不愉快的，况且又停止了代表清廷的职责，无怪这个年纪轻轻就掌握大权的袁世凯要抱怨了。

正在这时，从家乡来了一封信，原来是养母牛氏病了。

前面已经说过，袁世凯是袁保中的第三个儿子，因为叔父袁保庆无子，就把他过继了。当然不是形式上的过继，而是正式收养为嗣子。袁保庆的妻子牛氏虽是女流，但颇有学问，既是袁世凯的养母，同时也是业师。不爱学习的袁世凯勉强能写写文章，能写一手不太难看的字，多亏了养母牛氏。

“唔，回乡！”他叨念着，把母亲的信装进信封里。忽然，他似乎想起了什么，重新抽出信来，反复观看。这令人思念的字迹，还是那么秀丽动人。

没有变化！从字迹上感觉不出母亲有病。

“难道又是……”袁世凯怀疑起来。

十八岁时，他随同叔父袁保恒赴河南赈灾，协助公务，忽然接到牛氏病重的信，慌忙赶回项城。

牛氏身体不算健壮，但回乡一看，也并不特别危险。后来袁世凯自己推测，是因为他在叔父任地同赌徒无赖发生纠纷，本打算隐瞒，但终于被母亲知道了，于是假借重病为由，把儿子叫了回来。

这次袁世凯成了“众矢之的”。

1月11日，日、朝之间协议签字后，井上馨便带领竹添公使等人离开汉城。第二天，在仁川祭祀战死者，下午四时乘“近江”号轮船踏上归途。这似乎是在说：没有必要久留。甚至拉出一副架势，下一个谈判对手就是清政府。

清廷同日本的谈判地点将在何处？

不在朝鲜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井上馨离开了朝鲜，不作久留，那当然只有在日本或中国了。

袁世凯心想，很可能是在中国。

现在，清廷的外交由李鸿章一手包办，离了李鸿章什么也不能决定。而且，从目前的情况看，李鸿章不可能出洋。这一点，日本方面也很清楚。要早日谈判，非在中国不可。

下一次谈判肯定会把袁世凯的责任问题作为议题。

好吧，好汉做事好汉当！为此，也应该还乡一次，可能母亲已经发觉了，袁世凯想。

但他没有立刻呈请归国，该做的事太多了。关于自己应负的责任问题，需要搜集材料，攻击才是最好的防御。他尽一切努力，在汉城搜集足以证明日军违法行动的证据。竹添进一郎留下了许多不体面的证据，可能是因为他做梦也没想到政变会以失败而告终，毫无戒备。

“回国的话，咱们一起走吧。”听说袁世凯奏请归国，吴大澂约他同行。吴大澂在朝鲜查办的结果，似乎已判明袁世凯没有失策之处。

1月31日吴大澂一行和袁世凯乘军舰回国。朝鲜兵曹判书金允植撰写了一篇《送慰亭归河南》。慰亭是袁世凯的字。开头写道：“名高人多嫉，功成众所忌。此事古今同，处世谅不易。”末尾写道：“相见知不远，努力勉王事。”

金允植预想不久的将来即可再会，而袁世凯也准备尽快重返朝鲜。

“阔别已久，我要在故乡过年。”袁世凯说道。离开朝鲜是1月31日，即阴历的十二月十六日，这次回国正好赶上旧历新年。

袁世凯在朝鲜前后住了四年。他十八岁时结婚的妻子于氏正等着他。他二十岁那年，于氏生了一个男孩，就是长子克定，这时已经八岁了。

项城位于河南和安徽接壤之处的贾鲁河畔，同附近的商水、淮阳、沈丘等相比，只不过是个小小的农村集镇而已。

在久别的房间里，和妻子两人对坐时，袁世凯开始忐忑不安了。

那时代，男人置妾是正常的。所有的元配妻子，只要守住正夫人的宝座，对丈夫在外纳妾的事并不过问。袁世凯去朝鲜前，已经纳美女沈氏为妾。他在登州吴长庆处做幕僚时，正妻于氏未能同行。她认为与其给丈夫做身边琐事，不如守在家里，更能巩固正妻地位。

沈氏是袁世凯在天津赎出来的女子，按照出生地，人们都称她为“苏州太太”。不愧是美女之乡出身，姿色超群。沈氏陪同去朝鲜，是正妻认可的。把沈氏领回项城，谁也不会奇怪。比袁世凯年长一岁的正妻于氏沉着得很，沈氏对她也相当恭顺，甚至恭顺得有些过分。她终于把袁世凯在朝鲜的风流艳事，向正妻和盘托出。这也许是沈氏的一种战术。妾被遗弃，往往并非出自男人本心，大都是因为惹恼了正妻。作为第二夫人的保身术，就是俯首下心地侍奉正妻。

“言语不通，难为你们能在一起过日子。”正妻于氏说道。

袁世凯还想装糊涂，但看来沈氏已经告发了。事到如今，慌里慌张地抵赖并非上策。抵赖，等于谎上加谎，到头来总得败露。在朝鲜的外交中袁世凯学会了很多招法。

“言语不通，就靠笔写。”袁世凯答道。

在朝鲜任中，他纳了两个朝鲜女子为妾，一为白氏，一为闵氏。白氏出身于“三韩望族”，闵氏则是当今最有势力的家族一员，但闵氏对政治毫不关心，也许应该说是不愿意关心吧。“壬午军乱”之际，她的家族遭到严重灾难，用她的观点来解释，就是因为过于靠近政治之故。有一个喜欢政治、喜欢权势的闵妃在，身为闵氏族人是危险的。同她一样，还有人也感到闵氏一族的危险，于是通过他，这位闵氏女子成为袁世凯的侧室。这是“甲申事件”刚了结时候的事。

“她们俩都能写字吗？”于氏问，面部毫无表情。

“唔，当然都会，两人在朝鲜都是名门出身。”

于氏甚至知道有两个，显然隐瞒也无济于事。

贤淑的于氏对年轻丈夫在女色上的规劝，也只能适可而止。养母牛氏的病时好时坏，但终于发出“母病笃”的急报，似乎是想用这个办法把袁世凯从动荡的旋涡中拯救出来。

“还是故土好！”袁世凯驰马来到郊外，大声喊道。当然，他并不打算在家乡长久待下去。

归乡途中，袁世凯在天津拜会李鸿章，详细报告了朝鲜局势，并把归国前搜集的大包材料交给他。

“唔，这倒是有用的材料！”李鸿章粗略地看了一下目录，说道。他认为，袁世凯搜集的材料在即将开始的中日交涉中会大有用处。这里有人名、时间、地点的记录，有关文书的抄本等，谈判时，既可用以防御，也可用以进攻。

袁世凯同往常一样，滚动着大眼珠笑了。他偷偷看了看李鸿章的颜色，见他正露出微笑，也许已经想出如何把日本代表逼入绝地的办法了。

袁世凯在故乡过了年。

“没来电报吗？”每次从外面回来，袁世凯总要这么问。

“没有……哪儿来电报？”于氏明知故问。

“天津。”袁世凯不耐烦地答道。他确信，不久李鸿章将从天津来电报叫他前去。

袁世凯在项城得知《天津条约》的内容后，一拳砸在桌上，打翻了茶碗，摔得粉碎。

“怎么能撤军！”

当晚他喝得酩酊大醉。回乡以来，他一直控制饮酒。从朝鲜归国时，在“超勇”舰上，他曾与提督丁汝昌痛饮，此后便没有喝醉过，过年时都是适可而止。因为他热切地盼望着：飞电一来，就立刻登上重要舞台。

《天津条约》缔结后，又过了一阵，终于来了电报。但是，这时袁世凯的心情低落极了，电报是探问的语气：

“能否归任朝鲜？”

“因病不能成行！”袁世凯复电。

“病者岂非令堂？”又来了一封糊里糊涂的电报。

“母子俱病。”袁世凯回答。

尽管如此，电报还是雨点般飞到项城。

“病势如何？”

“一时难愈！”袁世凯复电。

“碍难照准。”

袁世凯笑了，打电报说：

“唐绍仪颇胜任，彼有不足乎？”

在这种电报游戏的过程中，袁世凯心里的疑云渐渐消失了，他知道自己并没被忘却，心里热乎乎的。其实，这是李鸿章的一种手法，他为了收拢人心，故意作态，终于把年轻的袁世凯折服了。

正当盛夏时节，来了一封电报：“火速来天津！”简直是不容分说，同前些时候相比，没有一点扯淡的味道。而且，是以李鸿章个人的名义发来的。

袁世凯轻轻叹了一口气：

“这回该轮到我出场了。”

他自鸣得意，着手准备行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