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醒了一次，但睁不开眼睛。当他再次醒来时，天已经黑了。

他想对雅维说想喝点水或吃口面包什么的，但喉咙发不出声音，说话需要力气和运动，尤其是在引擎的轰鸣声中。他的每个关节都紧紧地钳制着他，使他粘合在铝皮的船壳上无法动弹。

在散发着异味的帐篷下面，雷切尔和他躺在一起。她的膝盖刚好碰到他的膝盖，就像他们那会儿坐在茅屋外的空地上和河边树下的石凳上一样。这是来自一个渴望有一种天真无邪的肉体感觉的女人的上谨慎碰触，她在伊佩卡人中生活了11年，他们裸露的身体使他们相互之间保持着距离，与文明人更是如此。一个简单的拥抱会变得很复杂化。拥抱什么部位？拍打什么部位？拥抱多久？她肯定没有碰触过一个男人。

他很想吻她，哪怕是在脸颊上吻一下也好。她已经有好多年没有这种感觉了。

“你最后一次接吻是什么时候？”他想问她，“你恋爱过，有没有身体的接触？”

然而他把这个问题留给了自己，他们谈及的只是些并不熟悉的人。她有过一个钢琴教师，他嘴里呼出的气味很难闻，以至把乳白色的琴键也熏黄了；他有过一个曲棍球教练，他在一次比赛中伤了脊椎使腰部以下都瘫痪了，她常去的那个教堂有个姑娘怀了孕，神甫在布道坛上说她有罪。一个星期后姑娘自杀了，他有一个弟弟死于白血病，

他抚摸她的膝盖，她显得非常乐意。但他不再有进一步的举动，对一个传教士放肆是没有好结果的。

她来这儿是帮他逃离死神的。她自己和疾病抗争过两次：高烧反反复复，寒颤袭来，胸腔内犹如塞满了冰块、然后寒颤又退去。她还感到一阵阵的恶心。接着几小时里，所有的症状都消失了。她拍拍他的肩膀说，他不会死的。她对每个人都这么说，他心想。死亡是快乐的。

肌肤的碰触停止了。他睁开眼睛找雷切尔，可她已经不在了。雅维两次听见他在说胡话，每次他都停下船，掀开帐篷看看。

他把水硬灌进内特的嘴里，还泼在他浸着汗水的头发上：“我们快到了，”他一遍又一遍地说，“就要到了。”

科伦巴的第一片灯火使他激动得热泪盈眶。他有许多次从北部的潘特纳尔航行归来见到这样的灯火，但从没有像今天这么亲切，它们在远处的山上闪烁，他一盏一盏地数着，直到它们模糊成一片。

当他跳进浅水，把船拖向一根断了的水泥柱时，已经快是晚上的11点了。

这是个废弃不用的码头。他跑向山上的一个投币电话。

瓦尔德穿着睡衣在看电视，他没理会对他嚷嚷的妻子，抽着他晚上的最后一根香烟，这时电话铃响了。他坐着接过电话，但立刻跳起身来。

“什么事？”他跑进卧室时妻子问。

“雅维回来了。”他回过头去说。

“谁是雅维？”

他走过她身边说：“我去河边。”她平时过问得很少。

驾车驶过市区时，他给一位医生朋友打了个电话，朋友刚上床。瓦尔德好说歹说才让他到医院等他们。

雅维在码头上来回走着。美国人坐在一块岩石上，头枕着大腿。他们什么也没说，轻轻地扶他进了汽车的后座，车子发动起来了。后面扬起了一阵沙土。

瓦尔德有许多问题，不知该从哪儿问起：“他什么时候病的？”他用葡萄牙语问道。

雅维坐在他旁边，揉着眼睛不让自已睡着。自从在印第安人那儿睡过一觉到现在，他还没有合过眼。

“我不知道。”他说，“时间都搅到一块去了，是登革热。疹子是在到那里后的第四天或第五天出现的。我想他得病已经有两天了。我也说不准。”

他们疾驶着穿过市中心，根本没去理会红绿灯和其他的交通信号。路旁的咖啡馆已经关门了。路上车辆稀少。

“你们找到那个女人了吗？”

“找到了。”

“在哪儿？”

“离山区很近，我想她是在玻利维亚，离印迪欧港以南还有一天的路程。”

“地图上有没有标示？”

“没有！”

“那你们是怎么找到她的？”

没有一个巴西人会承认他迷了路，尤其像雅维这样一个有经验的向导，这有伤他的自尊心，说不定还会影响他的职业。

“我们进入一个地图根本不管用的泛滥区。我找到一个渔夫，他帮我们的忙。韦利怎么样了？”

“他没事，船沉了。”瓦尔德更关心的是船而不是船上的水手。

“我从没遇到过如此猛烈的暴风雨，我们遇上了三次。”

“那个女人说什么？”

“我不知道，我实际上没跟她说过话。”

“她见到你们吃惊吗？”

“她没有显得很吃惊，她非常冷静。我觉得她很喜欢我们身后的那位朋友。”

“他们的会谈进行得怎么样？””你去问他好了。”

内特蜷缩在后座上，什么也没听见。既然雅维无所知，瓦尔德便不再问了。等内特好转后他们律师之间再谈这事吧。

他们到达医院时，轮倚已经等在人行道旁了。他们把内特抬上轮椅，跟着勤杂工朝医院跑去。空气黏糊糊的，还很热。在医院楼前的台阶上，几个身穿白色制服的男女勤杂工正抽着烟，在轻声闲聊——医院没有空调。

那位医生朋友显得很简慢，就像在应付公事。病历报告明天再写。他们把内特推进空荡荡的大厅，沿着过道来到一间很小的检查室，接待他们的是一个睡眼惺松的护士。雅维和瓦尔德站在角落里看着医生和护士扒下病人的衣服。护士用酒精和白布擦洗着内特。医生审视着他身上的疹子，从下巴一直延伸到腰部。他全身都是蚊子叮咬的肿块，许多地方已经被搔得溃烂了。他们测了他的体温、血压和心率。

“看上去像登革热。”10分钟后医生说。接着，他一口气向护士交代了要做的事情。护士几乎不在听，因为她处理过好多类似的病人。她开始洗内特的头发。

内特咕哝着什么，但都是与在场的人无关的。他的眼睛还是肿得睁不开，他己经有一个星期没理胡子了，那模样就像是从乡村酒吧外面的臭水沟里上来的。

“体温很高，”医生说，“神志也不太清醒。我们要用抗生素和止痛药对他进行静脉注射。需要补充大量的水分，也许晚些时候能吃少量的东西。”

护士把一块厚厚的纱布绷带放在内特的眼睛上，又用胶带将其固定住。她找了一根输液管开始给他静脉注射，又从抽屉里拿出一件黄颜色的病号服替内特穿上。

医生又量了量他的体温。

“很快会退烧的。”他对护士说，“如果没退。给我家里打电话！”他看了看手表。

“谢谢！”瓦尔德说。

“我明天一早来看他。”医生说完走了。

雅维住在城郊，那里的住宅都比较小，街道也没用水泥铺砌。

瓦尔德开车送他回去的路上他睡着了两次。

斯塔福德夫人正在伦敦选购古董，电话铃响了几下后乔希才拿起话筒。

“我是瓦尔德！”电话里说。

“哦，瓦尔德。”乔希揉了揉头发，眨眨眼睛，“这次但愿有好消息。”

“你的人回来了。”

“谢天谢地。”

“他病得很重。”

“什么？他怎么啦？”

“他得了登革热，类似疟疾的一种病，是由蚊子传播的。在这里并不少见。”

“我想他所有的预防针都打过。”乔希下了床，弯着腰，一个劲地抓挠着头发。

“登革热是没有预防疫苗的。”

“他不会死吧？”

“噢，不会。他在医院里。我有一个好朋友，是医生。他正在照料他。他说你的人会康复的。”

“我什么时候可以跟他说话？”

“也许明天吧，他现在发着高烧，神志不清。”

“他找到那女人了吗？”

“找到了。”

谢天谢地，乔希暗自庆幸。他宽慰地吁了口气，往床上一坐，那么说她果然是在那里。

“将他的房间号码告诉我。”

“嗯，他的房间没有电话。”

“是不是单人房间，啊，我说，瓦尔德，钱不成问题。一定要给他很好的护理。”

“他受到的护理挺不错的。只是这里的医院跟你们那儿不太一样。”

“要不要我去你那儿？”

“随你的便。但没这个必要。你也无法让他换医院，这儿的医生不错。”

“他需要多久才能恢复？”

“几天吧。具体情况，要等到早上才知道。”

“尽快给我回电话，瓦尔德，千万别忘了，我得尽快和他通话。”

“好的，我会尽早给你去电话的。”

乔希去厨房拿冰块，然后在书房来回踱着步。现在是凌晨3点。他放弃了再睡的努力，索性冲了一杯很浓的咖啡，去了位于地下室的办公室。

由于他是个有钱的美国人，他们不必为他省钱。内特用的药是当地最好的。烧退下来一点，出汗也停止了。一种最好的美国产的药物使他的疼痛感也消失了。两小时以后，当护士和勤杂工推他去病房时，他睡得很沉。

当天晚上他得和其他五个病人一起挤在这间病房里。幸好，他眼睛蒙着绷带，而且昏睡不醒。他看不见裸露在外面的疮口，看不见他边上那个不停地抽筋的老人和对面那个像死人一样躺着的病人，也闻不到房间里的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