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核弹把他们全杀光。

——蒙大拿波兹曼一辆福特卡车窗户上的贴纸

“走，我们去看猴儿戏。”苏利曼说。

摩顿森和贝格搭乘巴基斯坦航空的波音737班机从斯卡都飞抵伊斯兰堡，苏利曼开着中亚协会租的丰田轿车到机场迎接他们。摩顿森坐在后座。靠在苏利曼特别安装的花边椅套上，费瑟·贝格则坐在他的霰弹枪上。

“去看什么?”摩顿森问。

“等会儿你就知道了。”苏利曼笑着说。比起先前他开的那辆破烂出租车，这辆丰田汽车简直堪比法拉利。他们行驶在联结伊斯兰堡和拉瓦尔品第的道路上，穿梭在缓慢移动的车流中，苏利曼单手开车，另一只手忙着拨弄他的最新战利品——索尼手机，通知“甜蜜之家”宾馆的经理他的客人会晚一点到，让他们保留房间。

车子接近“蓝区”，也就是伊斯兰堡的外交特区。棋盘状的街道上林立着政府机关、外国大使馆和国际饭店。路面上有警察设的临时路障。苏利曼停下车子，拿出证件接受检查，摩顿森也把脸凑到窗边让他们看。伊斯兰堡的草坪绿得让人惊奇，路旁的护道树也异常繁茂，在这个漫天沙尘气候干燥的国家，这些绿意暗示着某种更强大的力量改变了大自然。看到摩顿森的外国脸，警察挥手示意他们通过。

伊斯兰堡建于1960至1970年间，是一座专为巴基斯坦富商显贵建造的大都会。公路两旁是时尚亮丽的商店，最新的日本电子产品、肯德基炸鸡和必胜客比萨，应有尽有。

这座城市的心脏是五星级的万豪酒店，这座豪华城堡用坚固的水泥墙把贫穷阻隔在外，一百五十名荷枪警卫穿着淡蓝色的制服，专门负责检查有没有闲杂人等躲在灌木丛后面。入夜后，警卫们点燃手中的烟，看起来就像是万绿丛中的点点萤火。苏利曼把车开到水泥墙边，看到两只“萤火虫”端着M3步枪走过来，先用带长杆的镜子探看车底，再检查后备厢内的物品，最后才把铁门打开让他们进去。

“只有事情紧急的时候，我才会万豪酒店去。”摩顿森说，“他们的传真机不会突然坏掉，网络速度也很快。如果我的访客是第一次到巴基斯坦，我通常直接把他们带到万豪酒店，让他们有点时间适应，不至于一下子被文化差异弄晕。”

当摩顿森通过金属探测器的检查，又让两名穿西装、戴耳机的保安人员迅速检查过他身上那件胀鼓鼓的背心后，完全被里面的情景弄晕了。酒店大厅平时总是空荡荡的，顶多有位钢琴师在弹奏，或有几位商业人士零零落落坐在沙发上，悄声打着手机。但现在却是满屋子的人——靠着咖啡因赶稿的记者。全世界的新闻媒体都到了。

“像不像马戏团的猴儿戏。”苏利曼骄傲地笑了。

不管眼睛往哪里看，摩顿森都会看到摄影机和各大媒体的标识：CNN，BBC，NBC，ABC，还有半岛电视台。摩顿森奋力杀出一条生路，掩耳经过一位正用德语对着卫星电话狂吼的摄影师，终于挤到咖啡厅入口。而咖啡厅和大厅之间仅隔着一排香草盆栽。

通常，摩顿森在饭店自助餐厅用餐时，至少会有五名服务生正闲着，争相帮他倒矿泉水。这会儿，摩顿森看到每张桌边都有人。

“看来，我们这个小角落突然间变得有趣了。”摩顿森转过身，看到金发的加拿大记者凯西·甘农穿着剪裁保守的夏瓦儿卡米兹，正冲着他微笑。凯西是美联社驻伊斯兰堡办公室的主任，在巴基斯坦已经很长时间了，此刻她也在等位子。摩顿森跟她拥抱致意。

“这儿变成这样有多久了?”他大声问，试图盖过德国摄影师的吼叫。

“好几天了。”凯西说，

“等炸弹掉下来，他们就会叫价一天一千美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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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多少钱?”

“从一百五十涨到三百二十，还在往上飙。”凯西说，“这儿的生意从来没这么好过。新闻记者都在屋顶上拍视频，光是在那里拍摄，每组新闻团队每天就要付给酒店五百美元。”

摩顿森摇摇头。他从不花钱在万豪酒店过夜。中亚协会的存款日渐微薄，进行中的项目经费都见了底，他只能选择苏利曼介绍的“甜蜜之家”宾馆。

“甜蜜之家”坐落在尼泊尔大使馆附近一处蔓草丛生的地方，原本是栋别墅，但盖到一半儿，前任屋主经费不足，只好放弃。那里的房间虽然供水不稳定，地毯上满是烟头儿烫出来的洞，但一个晚上只要十二美元。

“葛瑞格医生，凯西女士，到这儿来。”一位认识他们的服务生小声说，“那边有一桌快要好了，但是我怕这些„„”他搜索着适当的词句，“外国人„„会冲过去先坐下来。”

凯西最令人敬佩的优点，就是她的勇敢无畏。她的蓝眼睛带着挑战的眼神能看穿一切。有一次，一名塔利班边界守卫对她的护照吹毛求疵，企图阻止她进入阿富汗。他百般寻找着借口，最后还是被她的坚持打败，惊叹地说：“你很坚强，只有一个词可以形容你这样的人——‘男人’。”

凯西说她并不觉得那是赞美。

他们的桌子就在堆满食物的自助餐台旁边。在铺着粉红桌布的餐桌上，凯西为摩顿森讲述了他不在伊斯兰堡期间，这些小丑儿耍把戏的情形。

“真是可悲。”她说，“对此地一无所知的生手记者，穿着防弹衣在屋顶拍画面，然后装出一副惊恐的样子，城边人们常带孩子去玩儿的马加拉山，到了报道里却成了战区。大部分人根本不想到离国界近一点的地方去，只会拼命在这里赶新闻，而且从来不加求证。真想去的人运气又不好，塔利班刚刚下令不准任何记者进入阿富汗。”

“你想进去吗?”摩顿森问。

“我刚从喀布尔回来。我正跟纽约的编辑打电话时，第二架飞机刚好撞上了双子大楼，我赶紧发了几条短讯，才在他们的‘护送’下离开。”

“塔利班打算怎么做呢?”

“很难说。我听说他们召开了协商会议，决定把本·拉登交出来，但最后一分钟的时候，奥马尔推翻了大家的决议，说他会用生命保护本·拉登。那些死硬派准备顽抗到底。”她扮了个鬼脸，“不过，这帮家伙就走运了。”她冲挤成一团的记者们抬了抬下巴。

“你打算什么时候再过去?”摩顿森问。

“守规矩也能进得去的时候。”她回答，“我才不像那些装牛仔的家伙一样，穿着从头到脚包得紧紧的‘布卡’混进去。我听说塔利班已经抓住了两个偷渡进去的法国记者。”

苏利曼和贝格从自助餐台回来，各端着一大盘丰盛的咖哩羊肉，苏利曼手上还多了份儿点心，满满一碗粉红色的果冻松糕。“好吃吗?”摩顿森问，嘴巴正忙的苏利曼点了点头算是回答。摩顿森起身先挖了几口苏利曼的松糕，粉红色乳脂的味道让他想起了小时候在东非吃的英式甜点。

每次餐厅供应羊肉的时候，苏利曼就会吃得特别起劲儿。苏利曼来自旁遮普平原的小村庄多克鲁那，有六个兄弟姐妹。只有在很特别的日子，餐桌上才有羊肉，而且就算有羊肉，排行老四的他也经常吃不到。

苏利曼很快吃完盘子里的羊肉，又端着盘子站起身，准备进行第二回合。

接下来的一周，摩顿森晚上睡在“甜蜜之家”；但只要醒着，就泡在万豪酒店拼命工作。他比那些人早来白沙瓦五年，某方面来说，他早已经在风暴中心扎下了根。既然全世界的媒体都来他家门口扎营，他就要好好利用机会宣传中亚协会。

恐怖袭击发生几天后，除巴基斯外，仅有的两个跟塔利班尚有外交关系的国家——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都宣布与塔利班断交。阿富汗早已对外封锁，巴基斯坦成了塔利班唯一的对外窗口。每天下午，塔利班外交人员都在大使馆前的草地上举行冗长的记者招待会，那儿离万豪酒店只有两公里路，过去出租车跑一趟只要八十美分，现在对记者们开的价码是一趟十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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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利班记者招待会刚结束，联合国随即在万豪酒店进行阿富汗最新状况通报，被太阳晒得头昏脑涨的记者们又涌回有空调的酒店。

记者们得知摩顿森对巴基斯坦有深入了解，而且算是最熟悉偏远边界地区的外国人之一，便纷纷企图收买摩顿森，希望他安排他们进入阿富汗。

“记者们彼此间竞争的程度，一点儿也不亚于他们希望美国赶快攻打阿富汗的期待。”摩顿森说，“CNN和BBC联合对付ABC和CBS。巴基斯坦的特约记者则会跑进大厅，说塔利班军队击落了一架美国飞机，大家都在等待的战争就要开始了云云。”

“NBC的制作人和记者在万豪酒店的中餐厅请我吃饭，说想通过我进一步了解巴基斯坦。但他们和别的记者一样，其实是想进入阿富汗。如果我能设法把他们带进去，他们会给我超过一年薪水的钱。他们说完了就左顾右盼，然后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不要让CNN或CBS知道。”’

摩顿森忙碌着，接受一个又一个记者的采访，为整日往返万豪酒店和塔利班大使馆之间的记者们提供其他方面的素材。

“我努力解释冲突的根本原因，比如教育结构的畸形，瓦哈比宗教学校的兴起。”摩顿森说，“但这些内容几乎全被剪掉了，因为他们想要的只有我提到塔利班最高领导人时的声音和画面，以便在战争气氛升高的时候，把塔利班领导人塑造成人人喊打的坏蛋形象。”

每天晚上像定时闹钟一样，在伊斯兰堡的塔利班代表们会走进万豪酒店大厅，他们头缠黑色头巾，身穿黑色长袍，在咖啡厅里等位子——他们也是来看猴儿戏的。

“他们在那里坐一晚上，只点一壶绿茶。”摩顿森说，“因为那是菜单上最便宜的东西，塔利班付给他们的薪水根本吃不起一顿二十美元的自助餐。我一直在想，如果哪位记者愿意请他们所有人吃顿晚饭，一定能换来相当重要的新闻故事，不过我从没看到有人这么做。”

最后，倒是摩顿森自己陪他们坐下来了。巴基斯坦《国家报》负责喀喇昆仑登山新闻的记者亚胜·穆斯塔法，经常跟待在斯卡都的摩顿森联络，以取得登山界的最新消息。穆斯塔法恰好认识塔利班大使毛拉·阿都·沙兰·扎耶夫。一天晚上，他在酒店餐厅把扎耶夫介绍给摩顿森认识。

在穆斯塔法的陪同下，摩顿森和四位塔利班官员同席而坐，身边是毛拉·扎耶夫大使。头顶的天花板挂着手写的西班牙文标语“加油!加油!加油!”万豪酒店的外国客人每晚都在餐厅用餐，因而酒店会用不同风格作主题，那天晚上刚好轮到墨西哥之夜。

一位留着卷曲胡须的巴基斯坦侍者，稍嫌尴尬地戴着巨大的墨西哥帽，走过来问他们要用自助餐，还是墨西哥馅饼晚餐。

“只要茶。”扎耶夫用乌尔都语说。

“扎耶夫属于塔利班领导官员中少数受过正式教育，而且对西方文化有些了解的人。”摩顿森说，“他的孩子跟我的小孩年纪差不多，所以我们聊了好一会儿孩子的话题。我对塔利班官员有关教育孩子尤其是女孩子的看法很好奇，所以特别询问了这个问题，结果他回避主题，只空泛地说教育很重要。”

侍者端着盛茶具的银盘回来，帮客人们倒茶，摩顿森趁机用帕施图语和其他塔利班官员聊天，问候他们的家人是否健康，他们回答一切都很好。一个突然闪过的念头令他不寒而栗：或许再过几个星期，他们的回答就完全不同了。

侍者倒茶时，墨西哥斗篷的披肩不停滑落到茶壶上，他索性把它塞进围在胸前的假弹药带里。

摩顿森看看侍者，再看看四位缠着黑色头巾、神色严肃的大胡子男人，想象着他们几个人使用真实武器的经验，忍不住想知道饭店为什么设计这样的服装。

“塔利班官员大概弄不清楚侍者跟一旁偷听我们对话的外国记者相比，究竟谁更荒唐吧。”摩顿森说。

话题转到了即将爆发的战争，摩顿森了解到，毛拉·扎耶夫的处境其实非常困难。他住在伊斯兰堡的“蓝区”，跟外面世界接触较多，知道战争即将来临。但身在喀布尔和坎大哈的塔利班高官们却不是那么了解世俗。毛拉-奥马尔是塔利班政权的最高领导人，像他身边大多数的死硬派一样只接受过宗教学校的教育，按照阿哈玛·拉希德的说法，塔利班的教育部长甚至没受过正式教育。

“为了阿富汗，我们也许应该把本·拉登交出来。”扎耶夫一边对摩顿森说，一边挥手要侍者把账单拿过来。“奥马尔认为我们还有时间跟美国谈判，避免这场战争。”他发现自己失言了，立刻装回强悍的样子，虚张声势地粗声宣告，“如果受到攻击，我们会奋战到最后一刻。”

奥马尔的确以为他还能跟美国继续谈判，直到美国的巡航导弹把他的个人住宅夷为平地，他才知道一切为时已晚。由于曾跟华盛顿建立正式的沟通渠道，据称这位塔利班领导人一拖再拖之后，终于在十月份连续两次用卫星电话拨打白宫公开给民众的电话号码，要和布什坐下来协商。但可想而知，美国总统连回都没回他的电话。

摩顿森不情愿地离开万豪酒店，回到“甜蜜之家”继续工作。美国大使馆一通又一通地打来电话，警告他巴基斯坦已经不再安全。但他必须回到白沙瓦外围的难民营，眼看战争已经无法避免，他必须去看看那里能不能容纳更多的难民。他跟贝格和苏利曼会合后，一行人驱车前往白沙瓦附近的阿富汗边境。

《丹佛邮报》的一位记者布鲁斯·芬利，不想成天待在没有真正新闻的万豪酒店，希望跟他们一起去自沙瓦。四人一起探视了桑夏图难民营，在那里，中亚协会资助的近一百名老师正在极度艰难的环境中努力教育孩子。

芬利写了一篇文章报道他们的采访经过。摩顿森督促芬利提醒读者，不要以为穆斯林都让人害怕，那些和家人躲在难民营的孩子也是受害者，也值得人们同情。

“这些人不是恐怖分子，不是坏人。”摩顿森认为，把“9·11”的错误归咎于所有穆斯林，“只会使无辜的人民陷入惊恐。”

“唯一能击败恐怖主义的办法，是让存在恐怖主义的国家和人民学会尊重和爱护美国人。”摩顿森下了结论，“前提是我们也同样尊重和爱护这里的人。想想看，造就一位对社会有贡献的公民跟造就一名恐怖分子，两者的差别在哪里?关键在于教育。”芬利回伊斯兰堡赶着发新闻，摩顿森则试着接近阿富汗边界，看看会发生什么情况。一个十几岁的塔利班哨兵打开一扇绿色金属门，用怀疑的眼神检查摩顿森的护照，旁边的年轻士兵们则对一行人挥舞着AK—47。苏利曼眼珠骨碌碌转着，一边打量那些枪，一边摇头晃脑地教训这些孩子，应该对长辈有礼貌。但几个星期来准备开战的紧张，让边界守军的情绪濒临爆发，他们根本不理会苏利曼。

眼圈涂着厚厚黑色“苏马”油彩的哨兵眯缝着眼，仔细检查摩顿森的护照。看到阿富汗驻伦敦大使馆的手写签证，他咕哝了一声。

“这是二等签证。”哨兵撕下了摩顿森护照中的一页，整份文件立刻失效。“你到伊斯兰堡去申请一等签证，塔利班签证。”他把枪从肩上摘下来，位于伊斯兰堡的美国大使馆拒绝给摩顿森发新护照，因为他原来的护照受到了“可疑的破坏”。处理申请的使馆官员说，他可以发一份有效期为十天的临时护照，好让摩顿森返回美国，等他回美国后再去申请新护照。但是摩顿森原本打算在巴基斯坦多待一个月，因此他决定改飞加德满都，据说那里的美国大使馆比较乐意照顾民众。

摩顿森充满希望地排队申请，领事人员一开始很客气，但听了摩顿森的说明，脸上顿时飘过一丝阴云。摩顿森不禁担心起来。官员翻着护照中的巴基斯坦签证，还有“北方联盟”潦草的手写阿富汗签证，心头的疑问越来越多，最后只好去请示他的长官。

那人还没回来，摩顿森就已经猜到了答案。“明天回来重新面谈。”他紧张地说，不敢看摩顿森的眼睛。“但你的护照得先留在这里。”

第二天早上，一队海军陆战队员“护送’’摩顿森走过加德满都的美国大使馆草坪，从领事办公室走到大使馆主建筑，把他留在一间会议室里，离去时还把房门锁上了。

摩顿森一个人在房里坐了四十五分钟，陪伴他的只有一面美国国旗，还有十个月前宣誓就职的总统乔治·布什的肖像。

“我知道他们想干什么。”摩顿森说，“这就跟三流警匪片里的情节一样。肯定有人在监视我，看我会不会有做贼心虚的举动，所以我只是微笑，对着布什总统的画像敬礼，然后就坐在那里等。”

终于，三名西装革履的男子开门进屋，拉开摩顿森对面的椅子坐了下来。

“他们用的名字都是那种大路货，就像鲍伯、比尔、彼得之类的名字，自我介绍时一直面带笑容，但很明显是装出来的，一看就知道是中情局的人。”摩顿森说。

为首的男子递了张名片给摩顿森，他的名字下面印着“东南亚政治一军事大使随员”。

“你的问题都可以解决。”他脸上带着令人放松警惕的笑容，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笔，再把笔记本放好——就像士兵把子弹夹卡进枪匣一样。“但是，你为什么要去巴基斯坦?现在那里很危险，我们正在劝所有美国公民离开。”

“我知道。但是那里有我的工作，两天前我才离开伊斯兰堡。”

三个人埋头在笔记本上记录。“你在那里做什么工作?”大使随员问。

“我已经在那里工作八年了。”摩顿森说，“而且回美国之前，我还得在那里工作一个月。”

“什么样的工作?”

“在巴基斯坦北部地区建设学校，大部分是为了让女孩子念书。”

“你现在经营多少所学校?”

“说不太准。”

“为什么?”

“是这样的，这个数字一直在变。如果所有工程赶在今年秋天顺利完成，我们就能完成第二十二和第二十三所学校的建设。但实际情况是，我们也无法事先确定。很多时候如果政府的学校教室不够，或是现有学生太多，我们会帮他们加盖教室。还有，很多政府或其他慈善机构建的学校，已经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没给老师发薪水了，我们也会把他们纳入资助对象。我们还付钱请老师在没有学校的阿富汗难民营给学生上课，所以学校数字每个星期都会变化。我这样算是回答了你的问题吗?”三名男子打量着笔记本，他们原本预期的是简单明了的答案，显然结果并非如此。

“你现在总共有多少学生?”

“很难统计。”

“为什么很难统计?”

“你有没有去过巴基斯坦北部的村庄?”

“你是什么意思?”

“嗯，现在是秋收的时候，大部分家庭需要孩子到田里帮忙，所以父母会要求他们暂时休学。在冬季，尤其是非常寒冷的年份，他们可能会把学校关闭几个月，因为没钱维持学校的供暖。然后在春天，有些学生——”

“给个大概的数目。”带头的男子打断摩顿森。

“大概一万到一万五千名。”三支笔一齐挥舞，把这个难得的明确数字记在纸上。

“你有工作地的地图吗?”

“在巴基斯坦。”摩顿森说。

其中一名男子拿起电话，几分钟后，一幅地图被送进会议室。

“这个靠近克什米尔的地方叫„„”

“巴尔蒂斯坦。”摩顿森说。

“这些人是„„”

“什叶派，和伊朗一样。”三支停顿的笔又开始飞舞。

“这些接近阿富汗的地区„„你盖学校的地方叫做西北什么?”

“西北边境省。”摩顿森说。

“他们那里主要是逊尼派穆斯林，基本上和阿富汗的普什图人一样?”

“嗯，在低地大部分人是普什图人，但也有不少以实玛利派和一些什叶派。在山上，很多部落都有自己的习俗，科瓦尔族、科希斯坦族、辛纳族、托尔瓦利、卡拉米，甚至还有个信奉万物有灵的部落叫卡拉什——他们住在离我画的这个点再远一点的孤立河谷里，如果地图再好一点的话，应该会标出那个叫做齐托尔的地方。”

带头的男子吁了口气。越是深入探讨巴基斯坦的政治，简单的标签越会往下细分，没完没了。他把笔和笔记本滑给对面的摩顿森。“写下你在巴基斯坦所有联络人的姓名和电话。”他说。

“我要打电话给我的律师。”摩顿森说。

“我并不是不愿意合作，这些人的工作很重要，尤其是在‘9·11’之后。”摩顿森事后回忆，“但我也知道无辜的人搅进去之后的下场。如果这些家伙真的像我认为的那样，是为中情局工作，那我就绝不能让任何一个巴基斯坦人以为我在跟他们合作，不然下回我再到巴基斯坦就死定了。”

“打电话给你的律师。”大使随员打开上了锁的门，把笔记本放回西装口袋时，脸上终于露出松了口气的神情。“明早九点来这里，九点整。”第二天早上，摩顿森难得地准时坐在会议桌前，这一次，房里只有他和昨天那个自称大使随员的人。

“让我们先把几件事情搞清楚。”大使随员说，

“你知道我是谁?”

“我知道你是谁。”

“如果你没跟我说实话你知道会有什么结果?”

“我知道会有什么结果。”

“好。你的学生当中有没有恐怖分子?”

“我不可能知道。”摩顿森说，“我有几千几万个学生。”

“本·拉登在哪里?”

“什么?”

“你听见我问的什么了。知道奥萨马·本．拉登在哪里吗?”

摩顿森努力不让自己笑出声，努力不让脸上出现笑容——虽然这个问题十分荒谬。

“我希望我永远不知道。”摩顿森用极为严肃的口气说。

加德满都使馆勉强批给摩顿森为期一年的临时护照，他顺利返回了伊斯兰堡。回到“甜蜜之家”时，经理递给他一大叠美国大使馆的电话留言。摩顿森踏着破旧的粉红地毯走回房间，一边翻看留言：

大使馆警告的语气一天比一天急切，最近的留言更是接近歇斯底里——他们要所有美国民众立刻撤离这个“对美国公民来说，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摩顿森把背包丢在床上，让苏利曼帮他订最近一班飞往斯卡都的机票。

查理‘薛曼斯基是最敬佩摩顿森的登山界人士之一。在美国记者丹尼尔。皮尔被绑架斩首之前两个月，他把在“9·11”事件之后回到巴基斯坦的摩顿森，比喻成奋不顾身冲进世贸大楼的救火员。

“如果日后葛瑞格获得诺贝尔奖，我希望奥斯陆的评委们能够特别指出这一点。”薛曼斯基说，“葛瑞格这个家伙就是不肯放弃，悄悄回到战区，去跟造成恐怖主义的真正原因奋战。就像那些救火英雄一样，当每个人都疯狂往外逃时，他们却跑进燃烧的高楼去救人。”

接下来的一个月，美国的炸弹和巡航导弹开始猛烈打击西边的阿富汗，摩顿森在巴基斯坦北部四处奔走，努力确保中亚协会的所有计划在寒冬来临前如期完成。

“有时在晚上，我和贝格两个人开着车，听见军机从头上飞过，照理美国飞机是不该飞过巴基斯坦领空的。然后整个西边地平线就像是着了火一样。贝格只要看到本。拉登的照片就会吐唾沫，但一想到导弹可能会炸到无辜的人，他又会不寒而栗，赶快举起手做祷告，祈求安拉免除他们无谓的苦难。”

2001年10月29日，贝格陪着摩顿森前往白沙瓦国际机场。到了出境的安检门，只有乘客可以进入，摩顿森便把背包从贝格手中接了过来，却看到保镖满眼泪水。费瑟·贝格曾立誓，无论摩顿森在巴基斯坦的任何地方，他都会保护他，时刻都准备着为他牺牲生命。

“贝格，怎么了?”摩顿森拍了拍保镖宽厚的肩膀。

“你的国家现在在打仗。”贝格说，“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保护你?”

从白沙瓦飞往利亚德的班机上，头等舱几乎全空，空中小姐殷勤地请他往前坐。摩顿森看着窗外，阿富汗上空不时闪烁着致命的火光。机长宣布他们已经飞到阿拉伯海上空。隔着走道，摩顿森看见一位大胡子男子正用高倍望远镜往窗外看。当海上船只的灯光正好位于飞机正下方时，他和身旁一位包着头巾的男子热烈讨论起来，然后从夏瓦儿卡米兹口袋里掏出卫星电话，急忙跑向盥洗室——想必是去打电话。

“在飞机下方那片漆黑中航行的，”摩顿森说，“就是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科技的海军武装力量，它正对着阿富汗发射战斗机和巡航导弹。我不喜欢塔利班，更不用提基地组织，但我必须承认他们很聪明。没有卫星，没有空军，连最原始的雷达都被破坏了，他们竟然能想到用最平常的民航班机追踪第五舰队的位置。如果我们以为单靠军事科技就能赢得这场战争，必将因此付出很多学费。”

由于持临时护照和巴基斯坦签证入境，摩顿森被美国海关盘查了整整一个小时。飞机先从丹佛人关，再转机回波兹曼，他回到家那天刚好是万圣节。走在丹佛国际机场，他发现每一条走道、每一座拱门上都插满了国旗，那些到处爆炸的红、白、蓝让他以为自己记错了日子。他用手机打电话给塔拉，向她询问国旗的事。

“怎么回事，塔拉，这里看起来好像国庆节一样。”

“亲爱的，欢迎来到新的美国。”她说。

那天晚上，摩顿森因为时差睡不着，他不想吵醒塔拉，便悄悄起身溜到地下室，去处理堆积成山的信件。他在万豪酒店接受的采访，他陪布鲁斯·芬利到难民营采访的故事，还有他寄给《西雅图邮讯报》专栏记者乔·康奈利的一封电子邮件——请求大家对不幸陷入战火的无辜穆斯林抱有同情之心——当枘环存巴基斯士日的时候．汶毡讯息被美国多家媒体争相报道。

摩顿森一再请求美国民众，不要把所有穆斯林混为一谈，铲除恐怖主义要多管齐下——不要只是丢炸弹——触动了这个刚宣战的国家敏感的神经。摩顿森打开一封又一封的信，生平第一次，里面尽是仇恨的言语。

一封邮戳显示寄自丹佛但没有寄信人地址的信上说：“我希望我们的导弹会掉到你头上，因为你做的事抵消了我们军队的努力。”

另一封从明尼苏达州寄来的未署名信件，则用蜘蛛般的字迹直接攻击摩顿森。信的开头写着：“我们的上帝会看到，你这个叛国者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接着又警告摩顿森：

“比起我们英勇的士兵们，你会遭受更残酷的痛苦。”摩顿森打开几十几百封类似的未署名信件，最后沮丧得根本看不下去了。

“那个晚上，自从在巴基斯坦工作以来，我头一次有了放弃的念头。”他说，“当美国同胞们寄来这样的信时，我忍不住想，是不是该放弃了。”摩顿森想到睡在楼上的家人，开始担心起他们的安全。“在那里(巴基斯坦)我的确需要冒一些险，有时候根本没有选择。但让在家里的塔拉和阿蜜拉、开伯尔受到威胁，我完全接受不了。”摩顿森煮了壶咖啡，继续读信，发现也有少数人赞美他的努力。在国家面临这么多危机时，这些支持的信给了他很多鼓励，毕竟还是有部分美国人听懂了他的讯息。

第二天下午，还没来得及和家人好好聚聚，摩顿森又离开了家，应邀到西雅图演讲。因《进入空气稀薄地带》一书而声名大噪的作家强。克拉库尔，为中亚协会在西雅图举办的募捐活动致开场词，并成为中亚协会最主要的支持者。

克拉库尔郑重地向公众介绍了摩顿森。《西雅图邮讯报》记者约翰·马歇尔说，这位深居简出的作家难得同意出席公开场合，但他想让更多人知道摩顿森的工作。

摩顿森穿着夏瓦儿卡米兹，抵达坐落在西雅图“第一山”顶部，宛如古雅典神庙的市政厅。摩顿森迟到了十五分钟，他惊讶地打量着大厅：位子全坐满了，还有更多人挤在大厅入口，争相朝讲台望来。他赶快跑到位子上坐好。

“各位花了二十五美元买门票，这不是个小数目。但今晚我不会解读我的任何一本作品。”人群安静下来后，克拉库尔说，“我要阅读的是和世界现况更直接相关的作品，还要说说葛瑞格的工作与日俱增的重要性。”

他首先念了一段叶慈的名诗《第二度降临》。

“事物分崩离析，中心无法维系。”克拉库尔用轻柔的声音诵念，“仅有混乱，漫溢世间。暗色血潮，四处漫延。纯真之礼，已然沉没。最好之人全无信念，最坏者却充满狂热激情。”

克拉库尔念完最后一句诗，整座大厅陷入静默，静得仿佛空无一人。克拉库尔又读了一大段从《纽约时报》上摘录的文章，那篇报道讨论了白沙瓦的童工问题，特别论述了困苦的经济环境，如何把孩子们变成极端主义吸收的对象。

“等到克拉库尔介绍我的时候，全场观众，包括我在内，都已泪流满面。”摩顿森回忆。

克拉库尔介绍摩顿森上台：“虽然最坏的人可能充满狂热激情，但是我相信，最好的人却不会失去信念。最好的证明，就是坐在我身后的这位大个儿。葛瑞格用一点点钱完成的事情，已经接近奇迹。如果我们能复制五十个葛瑞格，那我丝毫不怀疑，恐怖主义很快就会彻底成为过去。可惜，我们只有一个葛瑞格。请大家和我一起欢迎葛瑞格·摩顿森先生。”

摩顿森拥抱克拉库尔，感谢他的介绍。乔戈里峰出现在他身后的大屏幕上。在这么多世界知名登山家面前放映他的失败——放大投射到屏幕上的失败，但为什么，他却觉得人生仿佛攀上了全新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