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已经去过三次了，请求和她儿子见面，但是，每次都被宪兵队的那个将军——在紫色脸膛上面长着一个大鼻子的白头发小老头，很不客气地拒绝了。

“大婶子，再过一个礼拜，提前是不行的！再过一个礼拜——我们给你想想法子，——但是现在，是不行的……”

他又圆又胖，使她联想起了熟透的、放了许多日子的、外皮上已经生了霉菌的李子。他总是用一根很尖的黄色牙签剔着那口细碎的白牙。小小的碧色眼睛，很殷勤地微笑着，他怕声音，也是和蔼可亲的。

“挺客气的！”母亲一边想着，一边对霍霍尔说。“老是笑容满面的……”

“是啊！”霍霍尔尔说。“他们——样子还不错，很客气，总是带着微笑。假使有人命令他：‘喂，这个聪明而正直的人对于我们是危险的，快给我保拿去绞死！’那么，他们也会带着笑容拿去绞死的，——绞了之后，他们还是依旧带着微笑吧！”

“比起上回来搜查的那个，他厚道些，”母亲比较了一下。

“那个一看就知道是狗腿子……”

“他们都不是人。他们是用来打人的铁锤。是一种工具。使用他们来收拾我们弟兄，叫我们变得服服贴贴的，他们本身就是统治我们的人们手中的服服贴贴的工具——人家叫他们做什么就做什么，既不想也不问为什么要这样做。”

她终于得到允许可以会见儿子了。

礼拜天，她规规矩矩地坐在监狱办公室的角落里。在那间矮小污秽的房间里面，除了她之外还有几个等待会见的人们。他们大概不是第一次来这里，互相都认识；在他们之间，倦怠地、慢慢地开始了像蛛网一般牵牵扯扯地谈话。

“您听说吗？”一个胖胖的、筋肉肥驰的、在膝头上放着一个皮包的女人说。“今天早上做弥撒的时候，教堂里的领唱撕破唱歌班的孩子的一只耳朵……”

一个穿着退伍军人制服的中年男人，很响地咳嗽着说：

“唱歌班都是些顽皮的小家伙！”

一个矮小、秃顶、下颚骨凸出、两脚很短而两手却很长的男子，似乎很忙地在办公室里来回地走动着。用不安的轧轧的声音一刻不停地说着话。

“生活程度渐渐提高，人们也渐渐凶狠起来！次等牛肉，一斤十四戈比，面包又要两戈比半了……”

有时候，囚犯走了进来，他们都是形容枯藁，穿着笨重的皮鞋。他们走进了幽暗的屋子，眼睛立刻眨动起来。有一个，脚上发出了脚镣的声音。

周围非常寂静，是不愉快的单调。好像大家早已弄熟了，对自己的处境习惯了；有的静静地坐着，有的懒散地巴望着，还有的在有条不紊地、懒洋洋地和被监禁的人谈话。因为等待得有些不耐烦，母亲感到心在颤动，她茫然地望着周围的一切，那种沉重的单调令她深感惊异。

在她旁边，坐着一个矮小的老妇人，她的脸上布满了皱纹，但是她的眼睛却充满年轻的活力。她扭转着很细的脖子，倾听着别人的谈话，同时格外热诚地看着大家。

“在里在的是你什么人？”符拉索娃悄悄地问她。

“儿子，是个大学生，”老妇人马上高声回答。“你呢？”

“也是儿子，是个工人。”

“姓什么？”

“符拉索夫。”

“没听说过。进来很久了吗？”

“第七个礼拜了……”

“我儿子是第十个月了！”老妇人说。在他的声音里面，母亲感到有一种宛若自豪的奇妙的东西。

“是啊！”秃头老人很快地说。“耐不住了……大家都在焦急，大家都在吵闹，一切都在涨价。而人的价格，却反比例地降低了。安安稳稳的声音再也听不见了。”

“一点不错！”军人说。“不成样子了，最后呀，应该来一个坚决的命令：‘不准说话！’应当这么办。坚决的命令……”

谈话变成了共同的、活跃的。每个人都想赶快陈述出自己对生活的意见，但是大家都是放低了声音在谈话，在他们身上，母亲感到一种陌生的东西。平常在家里，谈话不是这要！总是比较容易了解，简单，响亮。

一个留着西方的红胡子的胖看守，叫出了母亲的姓名，从头到脚把她看了一遍，对她说：

“跟我来！”然后他一拐一拐地带她进去。

她一步一步地跟着走，很想往看守背上推一下，使他走得快些。巴威尔站在一间小屋里面，微笑地将手伸出来。母亲握住了他的手笑着，频繁地眨着眼睛，因为找不出适当的话，只是低声地说：

“你好……你好……”

“妈妈，你静一静心！”巴威尔握着她的手说。

“没有什么。”

“母亲！”看守叹了口气说，“也得分开一点，——你们中间应该拉开一些距离……”

看守这样说着，很响地打了一个哈欠。巴威尔问问她的健康情况，打听家里的事……母亲在期望着别的什么问题，所以在她儿子眼里寻找着，可是却没有找到。他和平常一样的平静，不过脸色稍稍有点发青，而且眼睛好像大了一点。

“莎夏向你问好呢！”她说。

巴威尔的眼睑颤动了一下。表情变得温和了，微微地一笑。一股刺骨的悲痛，刺疼了母亲的心。

“你很快就能出来了。”带着一种屈辱和焦躁的表情，她说了出来。“为什么叫你坐牢呢？那些传单不是照样又出来了吗？……”

巴威匀眼睛里放出了欢乐的光芒。

“又散出来了？”他很快地问。

“不准说这些话！”看守懒洋洋地命令。“只许谈谈家常的事情……”

“难道这不是家常的事情吗？”母亲反问。

“我不知道，不过这是禁止的。”看守心不在焉地坚持说。

“妈妈，谈谈家常的事情吧，”巴威尔说。“妈你在做什么？”

她自己身上感到一种青年人的热情，回答说：”我拿这些东西到工厂里去……”

她停顿了一下，带着微笑接着说：

“菜汤，麦煳，玛丽亚店里所做的东西，和其它的食物……”

巴威尔领会了。他的面孔由于抑制着内心的笑而颤动起来，他搔着头发，亲切地、用一种母亲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声调说：

“妈妈有了职业，真是太好了，——你不闷得慌了！”

“那些传单又散了的时候，我也被搜了一次呢！”母亲似乎很自负地说道。

“又说这些了！”看守生气地说。“我不是和你说过不准说吗？剥夺了自由的人，就是让他什么都不知道，可是你还要信口胡说！——你得明白什么话是不准说的。”

“啊，妈妈，不要说吧！”巴威尔说。“马特维·伊凡诺维奇是好人，不要使他生气。他和我们处得很好。他今天是偶然来监视一下——平常总是副监狱长来看守着的。”

“时间到了！”看守看着表，朝他们宣告。

“那么，谢谢妈妈！”巴威尔说。“谢谢，好妈妈。不要担心，我不久就能出去了……”

他用力抱住她，亲了一下，感动了的母亲，觉得很幸福地哭了起来。

“走吧！”看守说。他一边领着母亲出去，一边嘀咕着说：

“不要哭！会放的，都要放的……这里住不下了……”

回到家里，她满脸笑意，高兴地耸动看眉毛，对霍霍尔说：

“我很巧妙地和他说了，——他懂得了！”

接着她又伤感地叹了口气。

“一定是懂得了！不然，不会那样的和我亲热的，——他从来不是那样子的！”

“哈哈哈！”霍霍尔笑起来。“人各有所求啊，而母亲总是寻求安慰……”

“不，安德留夏，——我说，人真是的！”母亲突然吃惊地喊道。“人真是容易习惯！儿子被抓了去，关在牢里，但是他们呢，若无其事地跑了来，坐着，等着，聊着，——你看，受过教育的人都是这样容易习惯，那么我们普通老百姓不是更不必说了吗？……”

“那是当然的，”霍霍尔带着他的特有的微笑说，“不论怎样，法律对他们更宽大些，——而且，比起我们，他们更需要法律。所以法律向他们额头上敲了一下，他们也不过皱一皱眉头就行了。自己的手杖打自己，总要轻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