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本不行，日本正想再狠狠地打击一下中国，换了我也不会就此罢手的，他们两人去也没用。”袁世凯断言。

“不行吗？看来，这儿的工作还多得很呐！”周馥说着，长吁了一口气。

来到新民府，本来主要的工作是补充军粮，结果，残兵败将的收容、整顿、新编的工作反倒比其他事情更忙。

实在是令人讨厌的工作。

袁世凯托言有病，提出辞呈，但没有被批准。听说清政府派了两名媾和使节去日本，袁世凯预言谈判不会成功。他看出战争在短时间内还要继续下去。残兵还要增多，他们的工作可能更忙。听了他的预言，周馥长叹一声。

同是李鸿章的幕僚，周馥比袁世凯年长二十二岁。虽然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行政官员，但对于这次战争，袁世凯却比他有见地。

真是个怪人！——周馥既惊讶又佩服。同日本的战争，节节败退，袁世凯居然能说出什么时候打败，什么时候有多少败兵涌过来，几乎是分毫不差。不知不觉中，周馥成了袁世凯预言的信徒。

“再狠狠打击一下，就能以更好的条件收场，两个人打架也是这样嘛。”袁世凯凭他的感觉说道，而这种感觉来自对国际政治力学关系的观察。

“你知道自己的事吗？”周馥问道。

他以前听人说，不管是多么高明的卜者，也卜不出自己的命运。天才的预言家袁世凯能否预言出自己的未来？

“什么意思？”袁世凯天真地反问道。

“媾和时，会不会提出你的责任问题？在朝鲜促成同日本交锋的主角，不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是你。日本人恨透你了……说不定会要你的颈上人头！”周馥作为同门长者，毫不客气地说道。

“日本人怎么会恨我呢？”袁世凯哧哧地笑着说，“日本人心里倒是在感谢我哩。他们能打上一场这么合算的战争，还不是多亏了我袁世凯，哪里会提出什么责任问题！真要是刨根问底，追查什么责任问题，日本就会露出马脚来。我的脑袋是毫无问题的！”

“了不起的自信！”周馥嘲弄似的说，但心里已有一半相信他的话。

正如袁世凯所预言，清政府的两名使节——邵友濂和张荫桓，被日本以全权资格不足为由给撵了回来。

2月1日，日方全权大臣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在广岛县政府同中方全权大臣会晤。依据外交惯例，双方先交换全权委任书，然后才进行会谈。陆奥看了中方使节递出的文书，说道：

“这不过是一种信任书，哪里是全权委任书！”

中方使节说这就是“国书”，是清朝皇帝给日本天皇的文书。

“大清国大皇帝问候大日本国大皇帝。我两国谊属同洲，素无嫌怨，近以朝鲜事彼此用兵，劳民伤财，诚非得已。现经美国居间调处，中国派全权大臣，同贵国所派全权大臣会商妥协。兹特派尚书衔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头品顶戴署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前往贵国商办。唯愿大皇帝予以接待，俾该使臣尽职，是所望焉。”

“哪里有不妥之处？”张荫桓问道。

“我国和中国目前已断绝了国交，没有国交的国君之间不能交换文书。可以拒绝接受没有外交的国家君主的信件，这是外交常识。我们要问：你们是否真从皇帝那里得到了全权？你们所说的国书，不过是介绍信而已。”

陆奥宗光的话被流利地译成汉语。他早就估计到这种情况，所以翻译事先也做了准备。

“请你们看看，这是我国皇上给我们的敕谕。”

张荫桓双手把敕谕举过头顶，递给日方。

“着派尚书衔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头品顶戴署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与日本派出之全权大臣会商事件。尔仍须一面电达总理衙门，请朕旨遵行。随行官员须听尔节制。尔其殚竭精诚，谨以行事，勿负委任。尔其慎之，特谕。”

“这只是一纸命令。上面虽写着会商事件，但究竟是何事件却没明写出来。是通商问题，还是渔业事件？未免太含混不清了。而且，要用电报一一请示总理衙门，这能算作全权吗？”

陆奥宗光看了“敕谕”之后，低声命令随员：“把那个拿来。”他设想了各种情况，做了多手准备。他又继续说下去：

“日方全权大臣的权限同中方全权大臣的权限不相同，就不能开始谈判。只凭口头，是不能作为日后的证据的。所以，要先用文件形式确认这件事，谈判以后再说吧。”

他把话一停，日方的随员立刻分发给每个代表一份文书。分发完，陆奥又追加一句：

“请在刚才发给各位的备忘录上写上书面回答。”

这份备忘录的内容如下：

“在缔结媾和条约方面，日本皇帝陛下授予日本全权大臣一切权限。根据相互对等之原则，中方全权大臣是否也由清朝皇帝陛下授予了缔结媾和条约之一切权限？请以书面明确答复。”

对此，中方全权大臣不能当即作答，这天的谈判便结束了。

次日，2月2日，中方送来答复文书。其中写道：中方全权大臣被授予为媾和会谈、签字、盖章之全权。至于各项条款，须以电报奏闻本国，请准敕旨，定期签署，然后将条约带回，经皇帝御览，批准后施行。

“这怎么能称做全权？”日方以此为借口停止了谈判，并把责任推到中方身上。正如袁世凯所看穿的那样，日方企图再来一次凶猛的打击，获得有利的地位后，再进行媾和谈判。

即使中国的全权委任书是完备的，陆奥宗光也会提出苛刻的条件，使谈判中断。不过，为了不驳居中调停的美国的面子，与其用盛气凌人的态度，不如借口中方手续不完备更好些。事态正是按日方的意愿进展的。

接受答复的当天，两国代表再次在广岛县政府会谈。伊藤首相演讲一通，宣告停止谈判。

“两阁下的委任权极不完备，足以证明清政府尚无求和之诚意。”

这就是中止会谈的理由。

张荫桓大吃一惊。如果因意见不合，谈判决裂，无计可施，倒也算是完成了使命。可是，现在还未进入谈判阶段就停止，岂不是白来一趟？他恳求道：

“委任书不够完备，我可以致电本国政府，授予完备的全权。务请设法促成会谈。”

这简直是哀求。对此，陆奥冷冷地回答：

“我不愿同我拒绝过的人再进行谈判。”

中方代表们垂头丧气地站起来，准备离去。这时，伊藤首相叫住随员之一伍廷芳。

“伍先生，久违了，请留步。”

伊藤博文十年前去天津谈判时，伍廷芳是李鸿章的幕僚，见过几次面，可算是老相识。

伊藤首相向敌国代表的一个成员这么亲昵地打招呼，使会场的紧张空气顿时缓和了不少。

“为什么您没当上全权大臣？”伊藤博文用英语说道。

伍廷芳是广东人，年轻时曾在香港英国人办的法律学校学法律，后来又去美国留过学。

“哎呀，我怎么行……像刚才说的那样，我完全不够资格。”伍廷芳答道。

“不，您是法律专家，今天问题之所在，您最明白。如果最明白法律的您直接来谈判，或许事情就好办得多。”

“恐怕是一样吧！”

法律专家伍廷芳清楚，清政府的全权委任书的确有问题，但那只是手续上的问题，可以随后补齐，并不妨碍先进入谈判阶段，这在外交活动中也不乏先例。伍廷芳看穿了日本是想再打击中国一次。袁世凯靠直觉，而伍廷芳是凭法学家的眼睛及所处的外交地位来观察。

伊藤苦笑了。他明白，今天为拖延时日耍的把戏被伍廷芳看穿了。他想起十年前在天津谈判朝鲜问题时，曾被伍廷芳从法律的角度顶得张口结舌。

那时的《天津条约》规定了从朝鲜同时撤兵，将来派兵之际相互通告。结果，依据这个条约却产生了这次战争。

“请转告中堂。”伊藤说道。

“转告什么呢？”

“这次中断谈判，绝不是因为日本好战，务请说清楚。我盼望两国尽早恢复和平。这次谈判虽然中断了，但具备合法资格的全权代表来日本时，我们将高兴地再次开始谈判……唔，因为同阁下是老相识了，所以才说了这番话。不是正式发言，就不必告诉那两位全权大臣了，算我们两个人的悄悄话吧。”

“明白了，谢谢，不过，我还有一事不明……是不是这次全权大臣的官位和名望不够，让您不满意？”

“不，不是，若持有完备的全权委任状，我是不能拒绝举行谈判的。当然，代表的爵位、名望越高就越好些。老实说，最好是国政的最高负责人，如中堂或者恭亲王。他们当全权大臣，我们甚至愿意前去谈判。因为同地位最高的人会谈，就不会成为纸上空谈，能负责到底，彻底实行。”

“我全明白了，一定转告给中堂。”

伊藤和伍廷芳的私谈结束了。表面上只是几句简短的应酬语，但伍廷芳立刻明白了，这是希望李鸿章亲自出马的意思。

1月5日，张荫桓、邵友濂两大臣又接到敕谕，其中言及：“关于各项交涉，须随时电奏，待旨办理。凡有伤国体、中国力所不及者，不可任意许诺。”

日方要求中方使节团早日离开广岛，理由是这里乃大本营所在地。

张荫桓等人不得已迁到长崎，2月12日从长崎归国。

这简直是“驱逐”。

清政府两大臣访日期间，威海卫形势紧急。

那年除夕是阳历1月25日，日军在1月20日攻陷山东荣成，这是进攻威海卫的准备。李鸿章给丁汝昌发电报：“日军拟除夕、正月初一攻击我军，年末年初不可如例年……奋心血战。”

1月23日，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祐亨中将向丁汝昌发出“劝降书”，是委托在威海卫海域的英国军舰“塞万”号带给的，用的是英文。开头写道：

“谨呈一书致丁提督阁下：事局之变，致使仆与阁下互为敌对，何其不幸！然今日之战，乃国与国之战，非个人结仇也。仆与阁下友谊之温，今犹如昨。”

这是一篇有名的劝降书，说中国陆海军连败，绝非君臣某一个人之罪，其原因乃是墨守陈旧政治之弊。而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抛弃旧政治，逐渐崛起。最后，劝诱丁汝昌逃亡日本，以期东山再起。

“贵国曾有雪会稽之耻，以成大志之先例。在我国，如榎本海军中将、大岛枢密顾问官，虽举叛旗，终得赦免，且位居显要，不屈才干。败战乃旧政治之结果，非阁下责任。应留有余力，以图他日……”

丁汝昌当然不听这种劝告，把劝降书原封不动寄给了天津的李鸿章。

这时，李鸿章的电报到了。

“如水师之力不支，莫若出海一战如何？若能取胜，可使铁甲舰退避烟台，蓄积战力。……”

因旅顺失陷，12月17日朝廷作出决定，查问丁汝昌，被李鸿章反对：“威海卫处于与敌人对峙的第一线，防备最为紧要，我认为应当暂缓议处，等有了适当的继任者，再查问不迟。”

新任钦差大臣刘坤一正指挥江南军向山东半岛转移，他也认为，“应当暂缓对丁汝昌的处分，令其立功赎罪”。

海军人才少，若以旅顺之败问罪丁汝昌，则找不到后任。丁汝昌的脑袋险乎哉。

陆军很容易找到胜任者，所以败将卫汝贵的命运就悲惨了——“临敌退缩，贻误大局，即行处决。”1月16日，卫汝贵被斩首。

丁汝昌咬紧嘴唇，心想：不管怎样，我可不能像卫汝贵那样死掉！

卫汝贵在众人围观下被处死，留下的只有耻辱。

丁汝昌提醒自己：万一不行了就自尽，要自尽，决不被人在闹市上砍头！

“镇远”舰管带林泰曾在军舰被水雷击中后从容地服毒自杀，当时丁汝昌还觉得他未免死得太早，现在看来，他实在有先见之明。

1月30日，威海南岸炮台落入日军之手。

1月31日，守卫威海北炮台的清军逃散。次日，为了不白白送给日军，北洋舰队开炮轰击北炮台和弹药库，那里存有大量弹药。的确，与其留给敌人，不如自己毁掉。这一天，日、中两国大臣正在广岛县政府会晤。

濒临山东半岛尖端的荣成湾的荣成，在1月20日失陷。从荣成往西到威海卫，只有五十多公里。

威海卫湾头有个刘公岛，北洋海军司令部就设在那里。

日军对威海卫的攻击，在2月4日夜晚开始。是用水雷艇攻击。中方在海面上设置了防线，但是有间断，日本的第二、第三水雷艇队便从那里挤了进来。第一水雷艇队担当西口的警戒。

北洋海军原是优秀的部队，军官们受过新式训练，水兵们大都是沿海出身，习惯于大海。可是，陆军官兵不断溃逃，使海军官兵的士气急转直下。

日军乘胜前进。水雷艇夜战是日本海军的拿手戏，而清军的六炮台不能予以有效的打击。后来有的外国军事顾问指责：威海卫失陷的主要责任在统领六炮台的刘佩超身上。

2月4日的夜战中，北洋舰队损失了引为自豪的“定远”舰。“定远”漂在海面上，勇敢的水兵们要用它做炮台，坚持战斗下去。可是，在水上不能动的巨舰成了最好的目标，日军炮弹纷纷飞来。

“装好炸药，准备离舰！”听到命令，水兵们离开了军舰。五分钟后，二百五十磅炸药引爆，“定远”舰沉了下去。

日本海军损失了两只水雷艇。

2月5日，日军又来夜袭。

北洋舰队又失掉了“来远”和“威远”两舰。

“已经尽到最大努力了！”

2月5日夜战之后，在“镇远”舰上督战的丁汝昌疲惫不堪，上了刘公岛。外国顾问劝他投降，他也认为没必要再伤亡兵员了。

哪怕有一点胜利的可能性，他也要战斗下去。可是，他十分清楚，已经完全无望了。继续战斗，只意味着继续糟蹋人命。

外国顾问们说这是“光荣投降”，但是，在中国，没有“光荣投降”这种观念。

英国顾问马格禄明白了丁汝昌的心意，极力劝解：

“犯不上去死，你和卫汝贵的情况不同，在这次战役中，你究竟有什么可以责怪的？应当受惩罚的，是那些丢掉炮台的陆军将军们，还有那些不派一兵一卒前来救援的巡抚们！你孤立无援，无法再打下去，这是谁都一目了然的。要活下去，不必寻死，你和卫汝贵不一样，投降后会受到国际法的保护。”

丁汝昌摇头。

马格禄还说：等送还俘虏时，你还是免不了死罪，干脆亡命去美国。清政府正委托美国办理媾和的事，提督亡命那里，是不会提出抗议的。

丁汝昌的脑海里，一幕幕地浮现出那年率领北洋舰队，到日本作友好访问的情景。宴会，拜访，结识的朋友们……正跟他战斗的伊东中将，就是在那时认识的同行。在他的记忆中，日本是一个非常静谧的国度。

真想活下去啊！这种强烈的愿望在他心灵深处隐藏着，大概是对人生的眷恋吧。

但是，这是不可能的！他挺起胸膛，向马格禄说道：

“作为军人，最后落一个投降的下场，我实在受不了。可是，不正式投降，就白白损伤人命……我死之后，用我的官印，用我的名义，写投降书吧！我自己是捺不了这印的……”

提督的眼睛湿润了，但终于没涌出泪水。

2月12日下午，丁汝昌服毒自杀。地点在刘公岛军营中，所用的毒物是鸦片。副司令刘步蟾在他之前自杀。与丁汝昌同时自杀的还有记名总兵张文宣。张文宣是李鸿章的外甥，有名的炮手。副将杨用霖用手枪击穿头部，也自杀而死。

北洋舰队炮舰“镇北”号挂起白旗，递交了降书——“本提督前接佐世保司令长官来简，因两国处于交战之中，至今未作答复。

本提督之意，沉舰决战，直至人尽而后已，但为保全生灵，愿乞休战。威海卫现有舰队及刘公岛、炮台兵器，均献于贵国。希勿伤害陆海军内之外国官员、兵勇、人民等生命，允其归乡，是所切望。

如蒙允许，希以英国舰队司令长官作证。”

降书把联合舰队司令长官误写成佐世保司令长官。

伊东复函：“前已谈及，为贵官一身之安全及贵国将来之利益，请来我国，等待战争之结局，是否合乎尊意？如贵官光临敝国，自当竭尽礼遇，致力保护。”

伊东允许用“康济”号将丁汝昌等自决军人的灵柩送到烟台。

“康济”号开出威海卫时，日本诸舰鸣炮吊唁。

清军投降后，残存的北洋舰队诸舰均移交给日本。长期威胁日本的七千三百三十五吨的巨舰“镇远”号，今后将成为日本海军的主力舰。同一型号的“定远”舰已经沉入海底。

威海卫遭日军攻击时，李鸿章曾打电报给烟台的刘道含：“有无方法使北洋诸铁舰退避吴淞？铁舰以外船只，沉之亦可。”然而，为时已晚。不但采取不了这种措施，就在发电报的时候（2月7日），旗舰“定远”号已经沉没了。

被解除了武装的士兵们现在肆无忌惮地谈开了：过去说这些话是要被杀头的。

“这下子可好了，让满洲八旗兵来收拾败局吧！”

“让战争见鬼去吧！说是保卫国家，到底在哪里有咱们该保卫的国家？”

“皇上什么时候御驾亲征？”

“早就亲征了！不过，可不是面向敌人，而是朝西，跑得可快啦！”

“连皇上都这样，这仗能打胜吗？”

“最好把八旗兵开来，让咱们也瞧瞧他们的本事。”

“这里是旗人的国家，和咱们有啥关系！”

败兵们无所顾忌，特别是海军士兵，牢骚多，激昂愤慨。

这时候，钦差大臣刘坤一好不容易来到山海关附近。归他指挥的官兵有一百余营，四万多人。他准备用这些军队攻打被日军占据的海城。

“这是些什么军队？根本不听调度！”

总帅刘坤一只有叹息而已。可想而知，这些军队有多么混乱！把这些不同系统的部队凑到一起，变成一个整体，不但困难，而且需要时间。

刘坤一被从南京叫到北京，奉命马上出征山海关，但他拖延了出发时间。他是主战论者。有人说，当时和平论者正在抬头，为了打击他们，他在北京做了一些工作。其实，是拨给他的官兵非常差，装备又不好，使他不知所措了。他苦心研究用什么办法才能把他们改造成有用的部队，但是，没有那种立竿见影的好办法。

不管翁同龢怎么劝他，他都不想挂帅。

“这样的军队，我若轻易应承下来，将来要吃不消的！”

直到一月十九日，他才勉强动身。

接到北洋舰队全军覆没的消息，北京的气氛一下子转向赞成媾和了。各种各样的谣言在北京城里到处流传。

“你没听说吗？中堂把五百万两银子早早就运回老家安徽了。”

“有钱人都悄悄地溜了。”

“听说都去了上海。”

街头巷尾的议论并不都是谣传。富豪们从北京偷偷溜走，不管怎么遮掩，也会被人看见的。

日本舆论大呼：进攻北京！连战连胜的战果使日本举国狂喜。虏获了北洋海军之后，报刊上出现了这样的论调：“这下子，再也不必战战兢兢地害怕英国了！”

清政府终于决定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去日本。当时李鸿章正受着革职留任的处分，朝廷给他恢复了名誉，赏还黄马褂。这是在丁汝昌殉职的次日，即2月13日。

从长崎回国的张荫桓还停留在上海。李鸿章在进京参内之前，发电报给张荫桓，委托他“推荐精通国际公法、条约法的有胆有识之士”。

张荫桓复电举荐两人——徐寿朋和李经方。

徐寿朋当然很合适。李经方是李鸿章的长子，曾为驻日公使，日语、英语都擅长，没有比他更适合的了。

李鸿章本来就打算用李经方做随员，但因为是自己的儿子，难以开口，所以采取了让前任推举的招法。张荫桓在电报中还加了一点说明：“访日时，陆奥外相曾几次询问李经方。”

为使媾和谈判能够有利地进行，必须准备好各种手段。日本一再打听的人物，当然要编在随员之内。有了张荫桓的推荐，就可以搪塞公私兼顾的攻击。

李鸿章在天津做了周到的准备，2月21日来到北京，受命之后已过去一周多。

次日，李鸿章入宫，研究媾和条约的原则。正如他所估计的，一天未研究完。

关于割让领土，光绪帝坚决不同意。

李鸿章认为，连威海卫都被日本夺去了，不割让领土怎么能媾和。

朝廷内部还残留着一些强硬论的余波，而且，绝对信任李鸿章的西太后因病没出面。在同日本谈判之前，李鸿章不得不以宫廷势力为对手，进行初步磋商。

李鸿章遇刺

在李鸿章出国参加媾和会议之前，清军又失掉牛庄和田庄台。牛庄由素以保持曾国藩传统而自豪的魏光焘、李光久等大将率领的湘军把守。日军的第三、第五师团猛烈攻击，于3月4日陷落。

湖南巡抚吴大澂当时在田庄台，牛庄一丢，便趁夜逃往石山站去了。

3月7日营口失陷。

3月9日田庄台失陷。

吴大澂是金石家，但他不满足于文官、学者的名声，居然想当将军，威震四海。

他要亲自率兵同日军对阵作战，终于得到旨准。他的志愿应当说是豪壮的，然而，战争可不像研究古代文字那么随心所欲。

吴大澂在山海关向日军发出劝降书。因为是文人，劝降书写得相当高明。可能他长年累月地凝视古代文字，眼睛昏花，以致看不清现实了吧。

他之所以志愿从军，原来是因为他得到了一颗“度辽将军”的汉印。

度辽将军是西汉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设置的官职。它不像骠骑将军或车骑将军那样，属于常设的将军职，而是一种临时封赏的将军称号，如西汉的路博德和东汉的马援被封为“伏波将军”。他们二人曾跨海远征南越和交趾（北越），所以选了“伏波”这么个名号封赏。至于“度辽”，则是渡过辽河，征讨乌桓之意。元凤三年范明友曾获得此封号。到了东汉，变为与地名无关的专事征讨匈奴的将军名，永平八年（65年）吴棠被封为此职。

吴大澂是古代印章收藏家。苏州人徐翰卿把这颗印送给他，他高兴得不得了，以为“这是万里封侯的前兆”。

这时，正好同日本开战了，他觉得“这就是我留名青史的绝好机会”。

不限于中国，各国都有些研究国学，被该国传统深深吸引的学者。他们往往会有一些极其狂热的言论和行动。吴大澂就在这种情况下投笔从戎了。

他并不认为自己只是一介笔墨文人。十五年前，他担任过吉林防务监军之职，也直接参与过建设兵工厂、修筑炮台、训练军队。他对这段经历过于自信了。

他在劝降书中说：“日军三战三败之后，本大臣犹有七纵七擒之计。”

不愧是国学家，引用了《国语》中“三战三北”和《三国志》中“七纵七擒”的典故。他的意思可能是要同日军战斗到底，但说法未免太狂妄、太陈腐了。中国人也把这篇劝降书作为笑料。

在现实中，彻底吃败仗的是吴大澂。

当过驻日使馆参赞、为日本人所熟知的诗人黄遵宪，愤慨于吴大澂的败走，写了一首长诗《度辽将军歌》。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弃冠脱剑无人惜，只幸腰间印未失。”

据说，这颗古印是当时住在上海的著名书画家吴昌硕伪造的。

牛庄、营口、田庄台失陷后，战局暂告一段落。下一个战役将是从山海关指向北京，不过，那需要相当长的准备时间。各战线暂时都呈现出胶着、休战状态。

李鸿章在媾和谈判之前提出了“休战”的要求。惧怕列强干涉，希望尽快收场的陆奥认为，这不过是追认现状罢了，不如爽快地应承，做一个顺水推舟的人情。但是，休战必须尊重军部的意向。由于连战告捷，军部一定会坚决反对休战。为使军部能够接受，就得给它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

3月21日，第二次会谈中，伊藤博文提出休战条件：

一、把大沽、天津、山海关让与日军。

二、该地清军解除武装，交出军需品。

三、天津至山海关的铁路交日军控制。

四、停战中军费由中方负担。

这些条件无疑是在首都北京的咽喉处插上一把匕首。日本军部早就想这么做了，只是由于兵力和战费不足，至今还无法实现。不流一滴血便得偿夙愿，军部当然会满意，不会有任何异议。

使日本军部满意的条件，对于清廷来说，就是极其苛刻的条件。

李鸿章满以为依据现状附加上一条休战条款就行了，不禁被这个苛刻的条件弄得瞠目结舌。

“太苛刻了，过于苛刻……超出想象的苛刻方案……”

看了摊在桌上的日方条件译文，李鸿章嘴唇颤动，他的身躯突然变小了。在当时的中国人中，他属于高身材，有一米七几。他能当上淮军领袖，恐怕也沾了高大的光。比起其貌不扬的曾国藩来，他在体格方面是占了便宜。

李鸿章声调也变了，比以往低沉得多，说道：

“这次战争，缘起于朝鲜问题，日军把朝鲜全土夺到手中，又进兵我国领土之内，如真正希望永久和平，日本不但要考虑自己的立场，还应当考虑中国的名誉，天津、大沽、山海关是我国国都的门户。我认为这个方案太过分了。日军在战局上握有主动权，什么条件都提得出来，这一点，我们也明白，但是，物有极限，若一意孤行，则恐怕日本得和平之空名，也将有失掉实利之虞。”

伊藤答道：

“我倒不认为这些条件超过了限度。天津等处的占领，只作为一时的担保，我们并不想破坏城镇。”

“我们的目的是媾和，不是休战，伊藤阁下不也这么想吗？”

“是的，我们希望尽早恢复和平。停战是贵方提出来的，为此，我们才提出条件。先休战后讲和，不过是中国的意向。至于日本，不休战议和也行，休战议和也行，现在提出了后者的条件，我们没准备第二套方案。”

“那么，请拿出媾和的方案吧。”

“贵方不撤回休战问题，就不能拿出媾和方案。而且，请注意，一旦撤回，休战的事就不能再议了。”

听了这话，李鸿章犹豫了。

如果李鸿章正确地掌握着战局的实态，他这时就会当即撤回休战问题。

吴大澂等人仓皇败走的时候，其实，日军也已经是强弩之末。到进行下一个攻势，需要补充兵员和军需的时间。当然日本要隐瞒自己的困境。决定派小松宫彰仁亲王为“征清大总督”，把大总督府开上前线，就是措施之一。

大总督府虽然推进到旅顺，但指向北京的直隶作战，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李鸿章所害怕的“日军在媾和谈判中进攻辽西地区，指向山海关”，完全是多虑。

“让我考虑几天吧。”李鸿章希望宽限时间。

“考虑倒可以，不过，两国人民现在都注视着这次会谈。尽可能快些达到会谈的目的，是我们的义务，所以不能老这么拖延，三天为限吧。”

伊藤给了李鸿章三天的考虑时间。

返回引接寺，李鸿章把日本提出的休战条件电告总理衙门，并告知：“昨日电报所说去台湾方面之五千日兵，或是开赴北方，望通告各地军队严加防范。”

据翁同龢的日记记载，次日光绪帝看了日本的休战条件，“为之动容”。

年轻的皇帝受到极大打击，他想请示西太后，但她还在病中，不禁犹豫了。然而，这么重大的事情，不能不让西太后知道。

征清大总督小松宫还没有出发，日本国内刚刚编制完军队，开始进攻辽西，最快也得半个月以后。——李鸿章总算明白了事态。谈判期间不可能发生大规模战斗，何必为休战条件而增加苦恼呢？

三天后，3月24日，举行第三次会谈。中方拿出了答复的备忘录：休战问题撤回，希望立即进行媾和谈判。

日方答复，明日提出媾和条约草案。

大概觉得这样会谈未免太简单了吧，李鸿章在回去之前又谈了一点意见。

“是否可以相信，明天提出的媾和条约方案中没有加入损害其他外国利益的条款？若问我为什么提出这一点，乃因为讲和问题是中日两国的问题，要避免把问题扩大，招致他国的干涉。”

对李鸿章的这段发言，陆奥认为是“掩耳盗铃”——嘴上说不愿招致他国干涉，而实际上玩弄种种手段，想招致这种干涉的，正是李鸿章本人。李鸿章与列强沟通的情况，大都被陆奥的情报网截获。

“诚如所言，这完全是日、中两国间的问题。您可以相信，我方提出的条约方案没有招致他国干涉之虞。”伊藤答道。

李鸿章的发言是警告日本，如在媾和条约方案中写进过分苛刻的条款，就有招致列强干涉的危险。想避免干涉，当然不是他的本心。他是任何干涉都欢迎的。

中方代表要退出时，陆奥宗光对李经方说：

“关于明天的谈判，想预先商量一下事务性问题，您可否稍留一会儿？”

“好，为使谈判成功，留多长时间都可以。”李经方用流畅的日语回答，然后用汉语向父亲讲了陆奥的提议。李鸿章轻轻地点了点头。

陆奥宗光和李经方送走伊藤博文和李鸿章等人，又返回会议室。

在非正式的场合，两人用日语交谈。

“还不到赏花时节，可真想轻松地赏花玩乐一下呀！”陆奥说道。

“樱花已经含苞待放了，希望快一点解决问题，让我们从容地赏赏花。”

“为此，你的合作很重要。”

陆奥正要进入正题，拿出笔记本摊开来。

这时，走廊上突然骚乱起来。有人在跑动。虽说会谈结束了，但在重要的外交会议的场所里，大声走动也有失礼貌。布置在春帆楼的，是训练有素的卫兵、警官和外务省官员，他们做不出粗野举动。

陆奥和李经方面面相觑，都露出不解的表情。

门被打开了。

这里居然有不敲门就进屋的人？屋里的两个人一齐向进来的人望去，是陆奥熟悉的外务省官员。

“你……”

陆奥刚要责备，立刻又闭上了嘴。若不是发生了重大事件，这个官员是不会越出常轨的。他上气不接下气，站在门边，僵立不动，脸色苍白。

陆奥顿时感到发生了不寻常的事情，而且同李鸿章有关。

“刚才，李鸿章阁下，被暴徒用手枪刺杀了！”官员几乎是吼叫着报告。

“阁下怎么样？”

“左颊中弹……”

“只一发？”

“是……”

陆奥在惊愕中放下心来。面颊不是致命之处。

“暴徒呢？”

“当场被捕！”

陆奥看了看旁边的李经方。两个人同时从沙发上站起来，李经方的额角不停地抖动。

“发生了遗憾的事件，不过，我们会全力处置的，请您先去令尊那里，我去见伊藤阁下……请保重。”

陆奥只觉得两个膝盖松软无力。

“暴徒有二十五六岁……”官员继续报告着。

“好个大混蛋……发疯了吗？叛逆……把我们的努力……”陆奥歪扭着脸孔，心里骂道。

李鸿章一行的路线是从春帆楼出来，沿阿弥陀寺町向西，转过外滨町拐角，进入下处引接寺。

群马县二十六岁的小山丰太郎就等在外滨町的拐角处。那里有宪兵队，过桥的对面有警察派出所。从常识来说，是警戒最严密、行刺者最需要避开之处。然而，正因为夹在宪兵队和派出所中间，是警戒上往往疏忽的地点。小山丰太郎是否因此而选择了这里，不得而知。或许他只想到拐角处是突然袭击的最适当地点吧。

中方代表团只有李鸿章坐轿，罗丰禄、伍廷芳、马建忠等人乘人力车。

日本的“驾笼”是由两个人一前一后地扛着，乘坐部分垂挂在下面。中国式轿子是四个人扛在肩上，乘坐部分在上面，所以也叫“肩舆”。

李鸿章专用的轿子是蓝色的，只有下部涂着红色。四面装有玻璃窗，从轿子里能看见外边。李鸿章把玻璃窗打开着。

小山想尽量靠前狙击，所以跳出来打了一枪。他刚一跳出，宪兵队的上等兵阿部就冲了出来。新条警部也助了一臂之力，马上把小山捺住了。

事情发生在一瞬间。

子弹打进李鸿章的左眼窝下面。李鸿章戴着金边眼镜，子弹擦过眼镜打在脸上，减弱了势头。镜片破碎飞散，大概他正闭着眼睛，没伤到眼球。

引接寺就在眼前，受了伤的李鸿章立刻被抬进去，安放在长椅上躺下。医官林联辉为他做了紧急处置。

李经方从春帆楼跑回来。随后，伊藤博文首相由外相陆奥宗光和内阁书记官长伊东巳代治陪同，也赶到引接寺。

李鸿章不顾林联辉的制止，对前来探望的伊藤等人说：

“这种事，我思想上多少有准备。”

他的意识很清醒。

四年前，在大津，津田三藏袭击了俄国皇太子。有人说，对外国要人搞恐怖行动是日本的风气。

伊藤等人低下头。陆奥咬紧嘴唇，他最担心的是这件事会成为列强干涉的借口。

如果李鸿章以受伤为由撤回本国，那该怎么办？他指责日本，征得两三个列强的同情，并非难事。

如果认为，像日本这样还保留着野蛮风俗的国家，交战国首脑去是危险的，干脆停止同日本直接谈判，委托第三国从中斡旋，那可就糟了。

上次赶走了两名使节，这次拉出来最高负责人李鸿章，陆奥认为是他在外交上的成功。可是，从欧美方面的情报来看，情况并非如此。

世界舆论和同情似乎逐渐偏向李鸿章了。第一他年逾古稀，第二他名望极高，第三他第一次渡海出使外国。这一点，在海外也成了话题。李鸿章虽是实质上的外交负责人，但是，中法战争的和谈是在天津举行的，同俄国进行关于伊犁的重大谈判，去彼得堡的也不是他，而是曾国藩之子曾纪泽。把从来没出过国的老年人硬拉出去，日本也太狠毒了……

欧美诸国的这些舆论通过驻外公使馆传到日本国内。

正常情况下李鸿章还引起国际上的同情，何况在日本遭到了暴徒的刺杀。日本最害怕的，就是被国际视为“恶人”。

“万幸，这次负伤似乎不致影响会谈。”马建忠说。这是在医师诊断后发表的谈话。

中方随员中有主张把李鸿章搬出引接寺，到“公义”号上疗养。理由是：“日本土地上太危险，难保不发生第二、第三次恐怖行动。”

顾问科士达反对回船上疗养，压下了这种意见，陆奥这才安下心来。

李鸿章若撤回船上，全世界就会问为什么。中方说是因为日本的“野蛮行为”，铁证如山，日本将无法辩解。好不容易平息的旅顺大屠杀问题，也许会再次闹腾起来。

陆奥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把李鸿章稳定住。

对李鸿章，日本方面极尽关怀与照顾之能事，派来两名陆军军医总监石黑和佐藤、陆军二等军医正古宁田、内务技师中滨博士等医师，还请来法国公使馆的兹巴斯博士。在医疗方面，是最强的阵容了。

警卫方面怕再出纰漏，几乎到了神经过敏的程度，警戒声势相当浩大。

天皇和皇后委派中村侍从武官前来慰问。

山口县知事原保太郎与县警部长后藤松吉郎立即递上请罪书，皆被免职。

欧美报纸几乎是一个论调，拿四年前在大津发生的事件对比。有的评论甚至说，日本“胜于武器之战，败于道德之战”。也有人说，日本“戴着文明的假面具，时时暴露出野蛮本性”。

一张王牌握在李鸿章手里，他满可以带着全世界的同情，从日本退出。不论谁来评论，谈判破裂的责任也应该加在日本头上。处于这种状态，日本不可能再进行直隶作战了。

小松宫挂帅出征中国的军队，是把近卫师团和北海道屯田兵全动员了。大举出兵，几乎没有保卫日本本土的军队了。

关于本土没有守备兵员的情报，各国公使馆早已报给各自的国家。如果有人大喝一声，日本就得赶紧撤退。

美国通过驻在东京的公使向林次官劝告：“大概除了答应李鸿章的要求，无条件休战而外，没有别的办法。”

“的确，只好如此……”听了次官的报告，陆奥忧郁地点头同意。

如果让李鸿章打出“愤然归国”的王牌，那日本就无计可施了。直隶作战不可能，列强干涉又明显地要压过来，为使李鸿章不打出这张牌，只有答应无条件休战。

暗杀李鸿章的凶手小山丰太郎，其父在群马县当过县议会议员。丰太郎进过庆应义塾，不久退学，拜评书艺人伊藤痴游为师。但技艺无长进，也放弃了，又进入一个叫神刀馆的右翼团体。当时还没有“右翼”一词，一般把这种团体叫壮士团体。

山口地方法院公审，对犯人判处无期徒刑。判决是3月30日下来的，可谓神速。以前袭击俄国皇太子的犯人津田也是被判无期徒刑。

小山在供词中说，他认为日、中两国的战争是李鸿章引起的，即使现在缔结了媾和条约，不知何时清政府又会掀起战争，同日本重新开战，所以想从中制造障碍。

3月30日，日本终于决定在和谈之前无条件休战。但日军正在进攻的台湾、澎湖岛，不在休战地域之内。

实际上，只是追认了一下业已休战的地区的休战。期限定为三周，正好是日军准备下一个战役所需要的时间。这个休战条约丝毫无损于日本。

尽管如此，陆奥等人为取得军部的谅解也费了一番周折。川上参谋本部次长（已兼任征清大总督府参谋总长）、桦山军令部长都反对休战。而且，西乡海相、松方藏相、榎本农商相等有权势的内阁成员，也不赞成休战。

只有山县陆相同意休战。因为他收到一份情报：三万俄国兵正在中国北部移动。所谓列强干涉，必须以武力为背景。俄国调动兵力，可认为是干涉的前奏。为了尽早谈成，绝不能让李鸿章打出最后一张王牌。同意休战这个代价，太便宜了。

3月25日，伊藤首相乘夜车从下关去广岛，说服了重臣们。3月27日晚，得到天皇的敕谕。29日伊藤回到下关，通知中方休战——期限为三周，台湾、澎湖列岛除外，其余各地均无条件休战。

军医总监佐藤博士劝李鸿章做手术，取出子弹。这样会早些痊愈，只是手术后需要绝对安静几天。

“谢谢，”李鸿章说，“谈判以后再说吧。现在应当尽早地解决悬案，怎么能耽搁数日。”

伊藤和陆奥也同样急于谈判，因为俄国的动向令人担心。李鸿章若得到俄国军事行动的情报，肯定会听从佐藤博士的劝告动手术。

4月1日，陆奥把媾和条约方案亲手交给李经方，要求四日内答复。据陆奥的《蹇蹇录》记载，其内容大致如下：

一、中国承认朝鲜为完整无缺的独立国。

二、中国将下列土地割让日本：

（一）奉天省南部地区；

（二）台湾全岛及其附属诸岛与澎湖列岛。

三、中国赔偿日本军费库平银三亿两，五年付清。

四、以现存于中国与欧洲各国之间的各种条约为基础，缔结日中新约。在条约缔结之前，中国给日本国政府及其臣民以最惠国待遇。

除上述条款外，中国须租借下列各地：

（一）历来所开放的商埠之外，增开北京、沙市、湘潭、重庆、梧州、苏州、杭州各商埠，以便日本臣民居住并营业。

（二）为运输旅客及货物，应扩展日本国汽船之航线。

（三）日本国民输入商品时，除缴纳原价百分之二的进口税外，应免除在中国内地的一切税金、杂捐、特别捐。此外，日本臣民在中国购买原料、天然货物，声明为输出物时，应免除一切税金、杂捐、特别捐。

（四）日本国民在中国内地购买或运往中国内地的货物，有权租用仓库，免纳税金。

（五）日本国臣民缴纳中国捐税及手续费时，应按库平银，亦可用日本国本位银代纳之。

（六）日本国臣民在中国得以从事各种制造业，并得输入各种机器。

（七）中国着手排除黄浦江口之吴淞浅滩。

五、中国作为执行媾和条约之担保，允许日本军队暂时占领奉天府及威海卫，并支付驻扎军队之费用。

媾和条约方案中，关于权益的部分，多是为防止干涉而插入的条款，如降低进口税，豁免各种捐税等。实际上，在中国拥有最大权益的英国，也曾多次同清政府交涉过这一问题，不过，尚未见实现。

如果日本实现了上述条款，那么，得利最大的将是英国。英国可以依照最惠国条约，同日本享受同等权益。

知道了这个内容，英国还干涉什么呢？把这种对自己利益不大的条款列入，是陆奥耍弄的外交花招。

李鸿章向北京总理衙门电告日方要求时，嘱将条款内容透露给驻北京的英、法、俄三国公使，但对于日本所提的通商权益各项，则希望暂时保密。

顾问科士达在外交回忆录中说，这全是依照他的主意做的。

日方则把重点放在通商权益各项上，大事宣扬各国利益均沾。正如日本所期待的，英国无意干涉。英国觉得，与其在扩大权益、利益均沾上计较，不如利用日本来防止俄国南下。

这些想法，当然也与日英同盟有关联。

在北京，日本要求之苛使朝廷内部大受冲击。虽然还是草案，但指望获得更大的让步是困难的。

那么，能彻底抗战吗？要抗战，宫廷和政府机关必须迁到西安。北京的紫禁城，历代皇帝的陵寝即东陵和西陵，势必被日军占领。

中国人民能一齐奋起，同日本作战吗？如果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对付日本，无疑是会胜利的，因为日本并没有那么充足的兵源。

中国人民对清王朝能竭尽忠诚吗？三十年前早已表明了，先有太平天国运动，后有捻军起义。

当清王朝对外处于困境时，人民不但不会救援，反而会乘机而起。处于这种状态，迁都抗战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