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0年总统选举中败给罗斯福、并希望在1944年再次参加竞选的温德尔·威尔基，于1943年出版了一本书，名为《一个世界》。此后，该书的内容大多已被人们所忘却，唯独书名还被记忆犹新。这本书用两个词归纳了现代的一个基本现实，即我们是第一次真正地生活在"一个世界"中。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哪个部分可以远隔尘世，不受其他地区的骚乱的影响了。
威尔基写出《一个世界》以来的四十年中，世界上发生了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巨大的变化。今天，如果对全球再作一次概括的话，可以称之为"一个崭新的世界"。
我们生活的这个新世界，是一个由新人组成的世界。现在，百分之七十的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生的。
这是一个新兴国家的世界。1945年创建联合国时，只有五十一个成员国。现在，它已拥有一百五十多个成员国。其中有二十六个成员国的人口比加利福尼亚的圣约瑟还少。
这是一个富于新思想的世界。战后大部分时期内，存在着一种过分简单化的趋势，即把整个世界划分为两个部分：共产主义世界和自由世界。由于苏联人和中国人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分裂，今天，共产主义世界已不再是一个坚实的集团了。自由世界也是如此。各种类型的政治、经济和宗教信仰，正在全面争夺新兴国家的人心。
这是一个由于核武器的出现而改变了战争性质的世界。大国之间的全面战争作为推行国策的一种工具来说，实际上已经过时了。甚至连世界战争这个概念本身，以及伴之而来的、在这类战争中获胜或失败的想法，也都变得几乎是无法想象了。
但是，随着世界性战争危险的减少，小规模战争的危险却在增加。一个大国已不再能够满有把握地对另一国提出警告说，如果它在外界进行侵略，必将同时冒遭受核报复的危险。
本书以显著地位描述的那些领袖们，都是属于一个特定的、史无前例的时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现代史上翻天覆地的重大事件之一。它释放了必将持久地改变着世界的各种能量，迎来了核时代。它结束了西欧各国对地球上其他地区的统治，推动着老殖民帝国瓦解的进程，又把东欧置于苏联的严密控制之下，并使掠夺成性的俄国变成世界上的两个超级大国之一。今天，我们不确切地把植根于西欧文化的各种思想和莫斯科制造的极权主义制度贴上了"西方"和"东方"的标签。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这两种价值规律之间的巨大斗争提供了舞台。
战前，邱吉尔在反对派中孤掌难鸣，人们把他看作一位行为古怪的人，不予理会；戴高乐虽然也在争取群众，但同样是徒劳无功的，无人响应。阿登纳在他本国则是一个逃亡者。他们具有同样的品质，这使他们后来都能完满地为他们的国家服务。但是，这些品质在当时要么得不到承认，要么不为世人所需。对他们每个人来说，都是因为时机来到。
邱吉尔、戴高乐、阿登纳这样的领袖是罕见的。这不仅因为他们都是出类拔革的人物，而且因为把他们推到前方去的环境是罕见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的形势，不仅要求有非凡的领导人，而且也为他们提供了上演伟大剧目的舞台。
除了这些战后的伟人之外，其他数以百计的领袖们也在塑造新世界方面发挥了自己的作用。他们较少为人所知，人们对他们生平的研究也少。但在许多方面，他们是同样重要的。在反对分殖民国家的?命者中，恩克鲁玛、苏加?和尼赫鲁都是杰出的榜样。菲律宾的拉蒙·麦格塞塞要不是过早去世的话，可能会成为远东最亮的一颗明星。戴维·本·古里安和戈尔达·梅厄都是先驱者，他们在古老的巴勒斯坦沙漠上建立起一个新的国家。中东其他四位领袖——伊朗国王和费萨尔这两位国王、纳赛尔和萨达特这两位埃及人，也都是为了使他们的国家在不被旧势力征服的情况下加入新世界而斗争的领袖人物。
还有一些领袖人物，如果处于别的环境下，他们可能早已扬名史册。但由于他们是在平静的时期担负领导职责，或者领导着不太强大的国家，所以，他们的名字至今鲜为人知。例如：倘若李光耀与罗伯特·孟席斯都担任英国首相、而不是分别担任新加波和澳大利亚总理的话，他们将会与格拉德斯通和迪斯雷利齐名。纵观他们的生平，实在使人浮想联翩：如果尼赫鲁对经济现状象李光耀那样了解，印度战后的历史该是多么不同！要是孟席斯也是英国战后的一位首相，欧洲的历史进程又将会多么不同！
最后，还有一些本应为人们所牢记的领导人，他们虽然受命于多事之秋，却因为默默无闻地进行着领导工作而被人们遗忘了。我们对那些浮夸的、盅惑人心的政客经常记忆犹新，对默默无闻的调解着或谨慎勤勉的建设者却容易淡忘。
德·加斯佩里——拯救意大利的"好人"上面提到的最后一批领导人中，给人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一位，也是我见到的第一位，就是意大利战后的总理阿尔奇德·德·加斯佩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极为贫困，比欧洲其他许多地方贫困得多。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宏伟的、富丽堂皇的宫殿虽然被保存下来了，但是人们更需要食品。一点面条，一片面包，在战后的意大利都是宝贵的。
人们在绝望中经常会采用极端的手段。意大利的贫困状态为斯大林提供了机会。莫斯科把钱财灌注到意大利共产党的保险柜里，企图以此手段加强该党，使它成为攫取意大利的工具。莫斯科一度几乎取得胜利。但是，阿尔奇德·德·加斯佩里这位瘦削的人却挡住了莫斯科通往胜利的道路。
1947年，我见到了德·加斯佩里。当时，我作为赫脱委员会的一个成员访问了意大利，考察重建西欧需要些什么。那时离意大利战后最重要的选举还不到一年。由于意大利共产党是苏联集团之外最大的、得到资助最多的党，很多欧美评论家预言它将取得胜利。意大利的贵族们计划一旦共产党上台执政，他们就要逃离该国。不管从哪方面来说，这次选举将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我们清楚这一点，德·加斯佩里清楚这一点，苏联人对此也是一清二楚的。
自1945年12月以来，德·加斯佩里一直担任总理。他的精力、才智和决心，给我们委员会中的每一个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杰出的"、"富有洞察力的"、"老练的"这类经常加在伟人身上的形容词，却没有一个是用来描绘德·加斯佩里的。他身上具有某种书生气的味道。事实上，他就是一个书生。在法西斯统治时期，他的大部分时间要么是作为一个政治犯在狱中度过的，要么就是获释后在梵蒂冈图书馆里当一名管理人员，在抄抄写写中度过的。他长得又高又瘦，前额很宽，一双热切的蓝眼睛上，戴着圆形的眼镜：嘴巴很宽，甚至在他的眼睛里充满生气、告诉人们他根本不是不高兴时，薄薄的嘴唇似乎也微微皱起、略带忧郁。直到1954年他七十三岁逝世时为止，他的头发一直很浓密，仅有一点灰自而已。
我在1947年的访问中，见到了德·加斯佩里和吉赛普·蒂·维多里奥这两位意大利主要领导人。他们之间的差别是惊人的。蒂·维多里奥是一位共产党人，担任意大利劳工联合会总书记。他也是这个国家战后最有影响的领袖之一。我在他的办公室里拜访了他。办公室里，过分铺张地装饰着时兴的家具、豪华的红色窗帘，以及厚厚的红色地毯。当我来到他的办公室时，他向我表示欢迎。他充满活力，生气勃勃，而且殷勤好客。他微微笑着，开着玩笑，而且笑得很轻松。开始时，他热情外露；当话题转到美国和苏联以后，他那亲切和蔼的态度顿时消失了，变得冷若冰霜，而且爱好争辩。他上衣的翻领上，还别着一面小红旗。无论就言谈或态度而言，使人们毫不怀疑他是一位不折不扣地忠于俄国、彻头彻尾地敌视美国的人。
相比之下，德·加斯佩里的办公室虽然也是舒适的，但设备并不过分铺张。在接见我们委员会的成员时，他是有礼貌的，但又是文静的、含蓄的。正如蒂·维多里奥是一位典型的、性格外向的人一样，德·加斯佩里是一位典型的、性格内向的人。我不能想象他会拍拍人家的后背，与别人随便大声攀谈，或是说些带有强烈幽默感的话。那天，他双眼流露出近乎忧郁的神情。在领袖人物中，这并不是一种不寻常的特征。戴高乐和墨西哥战后最伟大的总统阿道尔夫·罗斯·科尔蒂内斯就经常带有这种神情。》羟的观察家可能会打赌运动中，蒂·维多里奥将会击败德·加斯佩里，因为蒂·维多里奥在必要时可以表露出开朗的性格，这对富于同情心的意大利人是有感染力的，德·加斯佩里却做不到这一点。但在几分钟之后，我们所有的人，甚至包括我们委员会中顽固的人和政治上赞成孤立主义的人，也都为他那种难以言喻的、大家一致公认的品质所打动。
德·加斯佩里流露出一种内在的力量。他越是平心静气地讲话，号召力就越强。人们可以感觉到，他深深忠于他的人民、他的国家和他的宗教信仰。
在政治选举运动中，华而不实的表演家们经常取胜。对这位文静的、不装腔作势的人和平庸的演说家来说，他缺乏领袖人物那种非凡的魅力，在政治上要赢得信任是很不容易的，但是，他却具有伟大的领袖人物所特有的那种精力、才智和性格。幸运的是，意大利人民能够觉察到这些品质的价值。如果当时不是这样的话，今日的意大利很可能就是共产党的天下了；邱吉尔经常说的"欧洲的软腹部"也就会被致命地戳破。
德·加斯佩里虽然举止谦恭，但他对自己和自己的才干也是确信无疑的。众所周知，他愿意与政敌们妥协；但是，人们也可以指望他维护基本的道义和政治标准。因此，他被称为"我们时代最平凡的非凡人物"。然而，他又是两千年前的罗马共和国覆灭以来由人民选举出来的、最伟大的意大利领导人。
在战争结束后重建一个战败国，这可能是领袖人物面临的最艰巨的任务。但是，战争和失败所产生的剧变，又经常把具有卓越才干的领袖人物推到显著的地位。正如麦克阿瑟和吉田茂对于战后的日本、阿登纳对于德国都是不可缺少的人物一样，德·加斯佩里是重建被战败的意大利所不可缺少的人物。
像西德的阿登纳一样，德·加斯佩里能把意大利带回到国际大家庭中去。因为世界其他国家看得很清楚——正如一位意大利人所说的："他是一位好人。他说话是算数的。"他那文静的、朴实无华的举止，与法西斯时代意大利政治中那种装腔作势、哗众取宠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给本国人民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民以一种宽慰之感。
墨索里尼使意大利人屈从于一个浮夸的政权，其词藻之华丽，从程度上来说，与德·加斯佩里语言之平淡真是各有千秋。德·加斯佩里认识到，自己作为一个演讲看来说，是具有局限性的；但他也意识到，意大利人民在听取领袖长达二十三年的说教之后，现在宁愿听听教授们讲课了。他的演讲是松散的，有时还有点令人迷惑不解。他从不大幅度地、戏剧性地挥动手臂，只做轻微的手势；在讲话中，他不用词藻华丽的譬喻，而是用经过仔细推敲的、无懈可击的推理。在讲台上，他有时还停顿下来，从文稿中搜寻确切的数字以引证他的论点。
如果过了一阵还没有找到，他就会叹一口气，喃喃地说："噢，没关系，让我们继续讲下去吧。"
德·加斯佩里用他在选举方面像魔术师一样的才干来弥补他在演讲方面的弱点。正如他的一位同僚在战后头几年议会发生危机、政府动摇不定的日子里所说的，"一张信任票比一百句警言还要值钱"。德·加斯佩里设法取得了信任票，使他的历届政府能够团结在一起。
战后的形势，使意大利政府在坚韧不拔方面也受到了锻炼。在当时的西德和日本，最后的决定权掌握在盟国占领军手中，后来，占领军才逐步把主权移交给民选政府。因此，这两个国家的官员在对付食品匮乏、劳工骚动以及政治上的极端主义分子的各种诡计方面，都可以得到协助。在人民不满时，他们至少还有一个"洋鬼子"可以用来当作挡箭牌。
与这些国家不同，意大利几乎立即就自由行动了。从1945年到1953年，尽管面临着严重的经济问题，共产党人又经常施展凶残的伎俩，德·加斯佩里还是一直在执政。这一时期中，他在他的基督教民主党占支配地位的联合体的基础上，连续地组成了八届内阁。
他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是他轻易不为政治危机所动。有一天，他正在众议院旁边的一间接待室里工作，一位惊慌失措的纠察长突然打断了他，说，会场里的辩论已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这位总理却泰然自若地继续做着笔记。
起初，德·加斯佩里的内阁中包括共产党人。他赢得了调和人和老练的议会专家的好名声。但是，他最后明显地看到，共产党人的目的是从内部瓦解政府。于是，他在1947年组织了一个没有共产党人的新内阁。
这是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勇敢的举动。为此，他的政府的稳定性也面临着很大的风险。德·加斯佩里五十四岁以前一直是一位劲头十足的登山者。五十四岁那年，他在攀登一座白云石山时，不幸出了事故，单绳悬挂在深谷上空达二十分钟之久。但他抓住不放，最后终于荡到了安全地带。在他把共产党人逐出政府之后，他也以同样的韧性坚持着。结果，在1948年秋季的普选中，意大利人民给他的基督教民主党、因而也是给他的反共联合政府以两百万张选票，使他在这次关键性的选举中取得压倒性的胜利。1948年以后，他通过灵活地运用联合的办法，把他的政府团结在一起，除了新法西斯主义者和共产党人外，其他所有的人都可以参加联合政府。因此，从农民到工业家等各阶层的人士的利益，在政府中都能直接得到反映。
1948年选举的一个关键性因素，是庇护十二世教皇决定动员意大利二万四千教区中所有的天主教行动志愿队支持德·加斯佩里，反对共产主义。1947年和1957年，我两次见到庇护，发现他与德·加斯佩里一样，把对人类的强烈同情和对世俗政治事务的现实主义的了解结合了起来。许多人抨击他关于使用梵蒂冈的权威支持德·加斯佩里的反共联合政府的决定。
但是庇护认为，他是按照教皇的职责行事的。我可以看出，他认为共产主义对教廷的威胁和它对意大利政治自由的威胁同样严重。
但1948年的大选能够获得这么大规模的胜利，这还不能单纯地用教廷的干预来解释。如果没有德·加斯佩里这位诚实的、进步的、民主和自由的倡导者参加竞选，基督教民主党就会轻易地在选举中败北。这样，西方将会失去意大利；意大利则会失去自由。
德·加斯佩里了解他的人民。我们访问意大利时，他动人地对我们谈起他们的境况，尤其是他们急切需要食物的情况。
共产党人除了谈粮食问题外，则很少为意大利人民说话。但德·加斯佩里相信，他的国家需要更多的东西。米兰斯卡拉歌剧院这座伟大的建筑物是意大利文化传统的重要象征，在战争中遭到部分的破坏。尽管意大利政府可以把全部基金或更多的钱用于购买食品，但它还是抽出足够的资金来修复斯卡拉。
德·加斯佩里带着自豪的口吻谈到过这项工程。他知道，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意大利人民不但在身体方面需要营养，精神方面同样需要营养。我们访问意大利期间，在斯卡拉观看了一场演出。美国国旗悬挂在我们包厢上面。聚光灯照着我们，乐队奏起了《星条旗》歌。这时，整个剧院爆发出响亮的、令人激动的掌声和欢呼声。此时此刻，我懂得了，德·加斯佩里正确地理解了他的人民，共产党人却不理解他们。同时，我又得到了新的证据，坚信德·加斯佩里将在下一年度的选举中获胜。
德·加斯佩里即使担任总理，也过着一种简朴和具有献身精神的生活。他第一次执政时，不得不提前支取薪水，才能凑足购买一套新衣服的钱。
象其他许多领导人一样，德·加斯佩里用散步来开始他一天的生活。他在罗马的小山麓漫步时，总是带着他的新闻秘书，以便听取简报；他还随身带着满口袋的糖果，以便送给路上遇见的孩子们。他每天晚上工作到九点半，经常是他亲自熄灭政府办公大楼的电灯。他在掌权后的几年里，还是和妻子弗朗塞斯卡及他们的四个女儿住在一套小小的公寓里——他在梵蒂冈当管理员时就在这里安的家。屋里的家具，则是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购置的。他的卧室中，唯一的装饰品是一座耶稣受难象和一幅圣母玛利亚的画像。
德·加斯佩里担任总理的头几年中，他对门的邻居是一位年老的伯爵夫人。她把意大利君主制的覆灭归罪于德·加斯佩里个人。（在1946年的公民投票中，他曾经是共和主义的主要倡导者。意大利人民在那次公民投票中选择了自己政府的形式。）她把她的垃圾箱放在过道上，试图使他绊倒，此外，她还经常使劲地弹奏钢琴，直至深夜，想用这些办法来发泄她对总理的忿懑。德·加斯佩里却以漠然置之的好脾性忍受了这些困扰。
德·加斯佩里的权力，给他和他的家庭带来了安逸的生活，但从来没有给他们带来富足。德·加斯佩里去世后，我访问意大利时，曾去拜访他的遗孀，发现她还住在罗马郊区一套简朴的公寓里。
德·加斯佩里这位热诚的天主教徒在梵蒂冈图书馆工作时，就创建了意大利基督教民主党。尤其是在1948年教会支持他反对共产党以后，他有时还被人指责为按教皇的指令办事的人。对此，他的同事通常回答："他的思想从早年起就浸透了天主教那一套东西。因此蒂冈根本没?必要提醒他坚持基督教的教义。"
意大利和西德战后涌现出来的领袖人物，都高举基督教民主的旗帜，决心献身于恢复和维护高于一切的个人自由的事业。对德·加斯佩里和阿登纳来说，基督教的政纲在本质上是中间派的。按照这种政纲，国家对社会进行有限的干预不仅是允许的，而且是需要的，只要它不干涉人们在思想、行动和祈祷方面的个人自由就行了。
德·加斯佩里每天都做弥撒。他经常是大清早就到小教堂里去，以免引起人们的注意。他的天主教教义，一直是一种无论于公于私，在各个方面都要尽心尽力的教义。
不管从哪方面说，德·加斯佩里表明他对教会是有独立性的。1952年，教会为了不让共产党人接管罗马市政府，赞同基督教民主党和其他所有非共产主义的政党——包括新法西斯主义者——组成联合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加斯佩里公然违抗教皇旨意，把新法西斯主义者排斥在外。
德·加斯佩里与阿登纳一样，热情地献身于欧洲的理想。
他来自于边境省份，阿登纳也如此。他们对欧洲共同的传统也都具有同样强烈的意识，并一致认为，一个统一的欧洲，是保护他们人民的自由，使其免受东方共产主义敌人侵犯的唯一办法，也是减少欧洲内部对和平的威胁的唯一办法。这种威胁来自于民族主义和恐怖主义。
德·加斯佩里是欧洲经济共同体和北约组织的坚定支持者。他为欧洲防务集团条约尽了很大的力量。根据这个条约，西欧各国可以筹组一支联合的欧洲军队。1954年8月，离职已经一年的、七十三岁的德·加斯佩里在一次电话交谈中，突然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并请求他先前的内政部长和当时接任总理的马里奥·谢尔巴要使意大利忠于建立欧洲防务集团的思想。他几天之后病逝于心脏病时，有些人认为，其实，他的心早已被法国仍然不愿赞同这项计划一事所刺伤了。
他成功地把意大利牢牢地置于西欧共同体之中，这一功绩在他逝世之后还流芳百世。他离职以后，我又到欧洲进行了几次访问、包括1969年我任总统时的那一次访问。我发现，北约内部好几次出现意见分歧时，意大利人始终属于最忠诚的欧洲人之列。事实表明，意大利的曼利奥·勃罗西奥是北约组织最有效率的秘书长之一，这是不足为奇的。如果他不是小党的成员，很可能早就成为意大利另一位伟大的总理了。
德·加斯佩里看起来不像一位英雄，听起来也不像一位英雄。然而，他堪称战后世界上的英雄之一。他的事迹表明：政治家并不需要装腔作势和夸夸其谈，甚至不需要雄辩的口才，领袖人物可以默默无闻地工作，没有必要大叫大嚷；和善的人同样可以取得成功。
在战争结束时，意大利面临着一段危险的政治真空时期。
1922年，法西斯主义者掌了权。当时，意大利缺乏经验的成年人对和平时期的政府的其它形式毫无所知。德·加斯佩里终于给了意大利人民他们最需要的东西：一个建立在实用主义和自由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的基础上的、温和而稳固的政府。虽然西方组织得最好的共产党施展了计谋，德·加斯佩里还是在意大利建立了共和国，而且使它巩固下来。
德·加斯佩里1945年掌权时，工农业生产已下降到了危险的程度，失业现象到处蔓延。有一段时间，意大利仓库中只剩下能够维持两个星期的粮食。然而，在他的领导下，六年之后，意大利的农业几乎全部恢复，工业产量还超过了战前的水平。
他还使意大利在各国中的声誉得到全面的恢复，并与美国和西欧各国建立了永久性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有了德·加斯佩里，意大利国民政府才能一直为基督教民主党所控制，它与自由世界其他部分的关系才能一直是友好的。事实上，在变得非常混乱的（西方）联盟中，意大利仍然是最为可靠的成员之一。
1982年初发生的波兰危机考验着西方领导人的性格。面对苏联一手指挥的、对波兰要求自由的骚动所进行的镇压，如果邱吉尔、阿登纳或德·加斯佩里这样的人在世，无法想象他们会象目前欧洲某些政界和知识界领导人那样作出反应。他们丝毫没有留下回避问题的余地，也不愿采取见风使舵、模棱两可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可惜这种态度一般说来已越来越成为欧洲政治的特征，特别是成为西欧对苏联威胁作出反应时的特征了。戴高乐可能是傲漫专横的，他固执地闹独立性，经常是美国的肉中刺。但在古巴导弹危机爆发之际，他给肯尼迪总统发了一份电报说："如果一旦发生战争，我将和您站在一起……"戴高乐、阿登纳和德·加斯佩里都是将其政治原则深深扎根于宗教信仰的领袖。他们都是吓唬不倒的人物。
最近，美国国内对西方联盟的性质、内部团结、是否可靠等问题甚为关切；与其冒依赖于不可靠的分廾国的风险，还不如自己单独干的想法，也在增长。欧洲人则越来越把美国描绘成为好战的、容易感情冲动的或者危言耸听的国家，它找出一个又一个借口，回避采取任何行动来对付苏联的威胁。令人寒心的是，在这方面，八十年代的分酷似三十年代的欧洲。
问题则在于三十年代的教训在八十年代是否会被汲泉-而且是及时地龋反殖民主义的革命者：恩克鲁玛、苏加诺、尼赫鲁对西欧各国来说，战后这段时期意味着帝国时代的结束；对这些国家以前的许多殖民地来说，则意味着它们突然陷于走向独立的、变幻无常的境况之中，对这些殖民地的领导人来说，又意味着这是一场非常严峻的考验，有些人将通过这场考验，有些人则可能通不过。其中特别引起世界瞩目的三位是：加纳的思克鲁玛，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和印度的岷章场?
他们都具有领袖人物超凡的魅力，在摆脱殖民统治方面都取得了成功，而且都雄心勃勃地涉足于国际上第三世界的政治大漩涡之中。他们事迹中的类似之点和差别之处表明，领导一场革命和建设一个国家所应该具备的条件是迥然不同的。
1947年，我以赫脱委员会成员的身份访问欧洲，发现各国领导人都在竭力进行奋斗，以便把他们的国家从被破坏得如此严重、以致无法想象的废墟上恢复过来。他们需要取得帮助来重建家园；需要食品以免使成百万人挨饿。但是，他们并不是在丛林中创建新国家的。他们能够求助于很多世纪以来先进的文明所积累起来的智慧，可以仰赖于在过去一次又一次的危机中使他们摆脱出来的精神力量。在这片废墟下面，还有一支非常称职的劳动大军，他们在管理现代化的工业经济方面是富有经验的。当时应该做的事情，只是给他们以工具就行了。有了工具，他们自己是完全可以胜任这个任务的。
十年后，我访问了加纳，代表美国参加该国独立的庆典活动。尽管加纳缺乏受过训练的劳动大军及欧洲国家那样的工业基础，但我听到的简单介绍表明，它在开始走上自治道路之时，是有过取得成功的良好机会的。
加纳是赢得独立的第一个黑非洲殖民地。它是通过和平革命的方式、而不是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而取得独立的。独立运动的领导人克瓦米·恩克鲁玛曾在美国林肯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受教育。那时，加纳被欢呼为英国的"创造性的退让"政策的榜样。值得赞扬的是，英国人像他们在其他殖民地所做的那样，通过培训加纳文职人员及把他们提拔到负责岗位上来的办法，为这个国家取得独立进行了精心的、细致的准备工作。
加纳有充满活力的经济和一支受过教育的人才队伍。由于它的可可的收获量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因此，加纳还有充足的外汇储备和贸易顺差。
今天，加纳却已成为一个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灾区。造成这场悲剧的根源之一是克瓦米·思克鲁玛本人。有的人在领导革命时能够取得辉煌的胜利，但在随后建设国家时却遭到彻底的失败。恩克鲁玛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来自全世界的代表团参加了独立庆典活动。在一家为接待来访代表团及将会随之而来的旅游者修建的新旅馆里，我们度过了难忘的第一个夜晚。我对此至今记忆犹新。当时，人民在街上载歌载舞，跳着《嗨，生活》的舞蹈，通霄达旦，几乎使我们彻夜未眠。
肯特公爵夫人代表英国王室参加了庆典。她乘着一罗尔一罗伊斯汽车来到会常尽管天气炎热，她看来还是无可挑剔的平静和庄重。当她代表王室在议会开幕式上宣读讲稿时，加纳的部长们和当时的反对党的代表们，都戴着白色的英国假发。整个庆典活动是在极其庄严的气氛中进行的。
英国总督查尔斯·阿登一克拉克举行的招待会，是一项盛大的庆祝活动。来自全世界的达宫贵人们都加入了长长的接见行列。我的夫人和我走到最前面时，一个小时已经过去了。我为阿登一克拉克感到难过。他是一位显得迟钝臃肿的人，穿着英国人要求他们的外交人员在热带也得穿的厚毛料制服，汗流浃背。我们握手时，他说，"这是小憩的好时候了。"他陪我们进入一间有空调设备的接待室。人们给我们端来了冰镇柠檬水。阿登一克拉克监督过这次独立的许多准备工作，因此，我问他加纳的试验是否会行得通。他思考了一下，耸耸肩膀，答道："成功的机会大约有百分之五十。我们是尽可能为他们把准备工作做得好一些。不过，你们也别忘记，自从我们在丛林中把各部落正在交战的这个地区划出来以后，至今还只有六十年的时光。你们昨天晚上见到的在街上跳舞的那些人，也可能过早地赢得了独立。不过，我们是在世界舆论的压力下被迫这样干的。"
温斯顿·邱吉尔曾经对我说过，他认为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反对殖民主义的热情的驱使下，迫使英国、法国和其他殖民国家过早地从非洲和亚洲撤走。他相信，自治毕竟是每个国家的权利，但他又说："民主制度的政体，是政府形式中最难管理的一种。这需要让人民有数年的准备时间，以便使他们能够自己处理在自由、民主的社会中所面临的问题。"
1957年，我像其他所有参加独立庆典的美国人一样，确实为当时那种乐观的气氛所深深地感染了。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马丁.路德·金。一天晚上，我们就加纳未来的前景谈论了一个多小时。他那极为明智、冷静客观的估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双眼闪闪发光，深情地对我说，"加纳只能这样做。
全世界正在注视着它，看看赢得独立的第一个黑非洲国家是否能成功地管理自己。"
我当时认为，加纳一起步就这样顺利，恐怕只有精灵才能把它毁掉。我根本没有意料到，恩克鲁玛居然发展到成为这种精灵的地步。事实上，当时他在举止和言谈方面还是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的。
恩克鲁玛声称，他对美国的民主和它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深为钦佩。当我在赠礼仪式上宣布，美国政府将赠送给他一份官方礼物——一所全套的技术图书馆时，他看来很高兴，说，这将帮助他把西方文明中先进的科学成果在非洲推广。他还告诉我，亚伯拉罕·林肯是他心目中的英雄之一，他决心按照适合于加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的方式来实行林肯的原则。
恩克鲁玛于1909年出生在英属西非的一个偏僻地区。他的父亲是村里的金匠。他本人在天主教会办的学校和黄金海岸著名的阿契莫塔学校求学。由于他非常聪颖，他的叔父——一个金刚石的勘探者——决定把他送到美国去学习。他在林肯大学获得了神学学士的学位。之后，又在美国和英国进一步深造。1947年，获得两个大学学位的恩克鲁玛怀着对社会主义和泛非主义的强烈兴趣，回到了黄金海岸。不久，他组织了自己的政党——人民大会党，后来，他象萨达特和尼赫鲁一样，由于参与赞成独立的各种活动，终于被捕了，入狱服刑。1951年，人民大会党在大选中赢得压倒多数的胜利，阿登一克拉克释放了他。翌年，他当了总理。
自青年时代起，恩克鲁玛就显露出公开演讲的才华，他那宏亮的声音和深思的漂亮外表对群众很有吸引力。我看到过他使那些聚集在一起参加1957年独立庆典的人们入迷的情景。
尽管他在私下谈话时语调温和，但当他来到人民中间并向他们讲话时，就判若两人了。他只要说上几句话，就能使他们激动得发狂。很明显，他的人民是忠于他的。我与他交谈时，发现他看起来也是忠于他的人民的。
但是，在独立庆典火热的激情消逝之后，加纳又慢慢地从一个灾难倒向另一个灾难了。恩克鲁玛恣意挥霍，把大量钱财花费在落后国家视为现代化象征的那些工程上，如，搞一座大坝，开辟一条航线，建一个机场。他决心使加纳在经济上独立，企图通过在本国生产加纳所需的一切的办法来取消进口。
这对恩克鲁玛来说，就是意味着由政府来进行生产——不管政府是否能胜任，也不管当地生产的物品比进口的还要昂贵。他对工业企业、种植园和商店实行了国有化，得到的却是灾难性的后果。他不仅把自己看作加纳的国父，而且看作非洲独立之父。他白白地为非洲统一组织总部耗费了大量资金，该组织的总部最后却设在埃塞俄比亚。他还把加纳的钱财源源不断地倾注在非洲其他地方的独立运动上。
加纳本可以从与西方工业化国家进行紧密的联系中大受其益。但在这一时期中，恩克鲁玛的反西方的偏执狂和咄逼人的泛非主义却逐步升级了。他大搞个人迷信，肆意挥霍政府正在迅速减少的资金，为自己建造了精致的纪念碑。
六十年代中期，仍然是加纳主要出口物品的可可的价格暴跌。加纳再也没有任何储备可以依靠了。
当经济情况恶化时，恩克鲁玛不仅没有集中全力采取必要的强硬措施来扭转局面，反而把自己的痛苦转嫁给别人。加纳北方的几内亚是一个得天独厚的、拥有丰富自然资源、包括黄金和金刚石的国家。几内亚的领导人塞古·杜尔1960年来华盛顿访问时，我陪他去白宫。他走了过来，看样子很热情、英浚不过，他是一位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试图把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强加于几内亚，并希望能够取得预期的效果。这两个国家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几内亚尽管自然资源丰富，其境况甚至比加纳更糟。恩克鲁玛像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和埃及的纳赛尔一样，虽然无法应付国内的问题，却滋生了贪得无厌的、在国外进行冒险的欲望。他试图把加纳和几内亚合并起来，但未获成功。
随着岁月的流逝，恩克鲁玛越来越脱离人民了。他自称为"救世主"，从戒备森严的官邸中，向全国发号施令。1964年，所有的反对党都被宣布为非法，许多抨击思克鲁玛的人被投入监狱。两年后，加纳的经济形势由于可可价格的波动和耗资巨大的发展项目所带来的后果而变得更加动荡了。于是，军方在恩克鲁玛访问北京期间，把他推翻了。1972年，他在几内亚流亡之时去世。
加纳在独立以后的头二十五年中，发生过五次军事政变，有过三届民选政府。可可现在仍然是加纳经济中的主要产品，但其产量仅及独立前的一半。它的黄金产量下降了三分之二。
国营种植园的烟草产量只为八年前的十分之一。粮食生产也下降了。在领取工资的劳力中，有百分之八十五是由政府支付工资的。
思克鲁玛留下来的遗产是：他为自己建造的纪念碑，贪污腐化盛行的政府机构，以及破产了的经济。思克鲁玛所造成的破坏，需要由国家的建设者（而不是破坏者）进行多年的努力才能够恢复过来。
就某种意义而言，加纳是一个好心办了坏事的悲剧。恩克鲁玛在争取独立的热情的驱使下，可能相信他自己能创造出奇迹。但他掌权之后却被权迷心窍的自大狂所吞噬了。西方那些施加压力以加快非殖民化进度的人之所以那样做，是出于理想主义的；追思往昔，当时那些比较慎重的人，恐怕才是比较现实的。
在世界目前正在经历的这个阶段中，数以十计的殖民地前哨地区的人民，已经可以任凭那些损人利己的新领导人宰割了。旧殖民结构的瓦解为一场新的争权夺利的斗争开辟了道路——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为那些夺得权力的人争夺巨额财富开辟了道路。这些以前的殖民地中，有许多人是在对民主毫无体验的情况下获得独立的。所以，他们只了解民主的皮毛。结果，他们得到的只是专制或穷困，或是两种兼而有之。
对加纳来说，更加可悲的是：已经出现的这种境况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最好的实证之一，是加纳的邻国——象牙海岸，它与加纳和几内亚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现在，象牙海岸由于近海石油矿藏的开发，显然已经处于新繁荣的边缘。然而，在此之前，它既缺乏几内亚所拥有的矿藏资源，独立前的经济又不象几内亚那样富裕。但是，象牙海岸有费利克斯·乌弗埃·博瓦尼这样一位对现实有着深切了解的领导人。乌弗埃·博瓦尼在法国内阁中担任过好几个职务，包括在戴高乐手下担任过国务部长。尽管他极力把人民要求成立一个国家的愿望当作自己的意愿，但他坚持认为，骤然建立起来的"绝对的独立"——用他自己的话讲——将使这个新兴国家陷入混乱之中。象牙海岸干1960年从法国独立出来时，虽然割断了它与法国的一些联系，但没有割断主要的联系。他不但没有驱逐法国人和其他欧洲人，反而把他们请进来。他不但没有推行国有化，反之，给予私人企业以基本的信任。结果，象牙海岸成为西非最繁荣的国家，每年的增长率为百分之八，人均收入为加纳的三倍和马克思主义的几内亚的九倍。
象牙海岸在政治上向民主社会过渡所取得的进展，还没有象许多人原来所希望的那样巨大和迅速。但是，它也没有掉进操之过急、要求过多、结果一无所获的陷饼。可以肯定的是：在黑非洲的所有国家中，象牙海岸与别国相比，是可资利用的国相比，是可资利用的?[book自然资源较少，但获得进步较大的国家。
乌弗埃·博瓦尼坚持说，在他的领导下，他的国家在经济方面所取得的进步，也为将来政治上的进步奠定了基础。只有时间才能证实这一点。不过，在一个方面取得进步，总比在两个方面都失败要好得多。谁要是就非洲的未来打赌的话，都将不得不承认：象牙海岸的前景比它的邻国都要光明。
世界上正在就富裕的、工业化的北方是否需要向不发达的、贫困的南方大量进行资助的问题进行热烈的辩论。赞成这种想法的热情鼓吹者说，我们需要有一项帮助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贫穷国家的"马歇尔计划"，这种想法的意图是良好的，但它完全是幼稚的。按照马歇尔计划，美国仅向西欧各国提供了总额为一百二十亿美元的经济援助；美国向日本也只提供了二十三亿美元。由于这些先进国家都具有自己的工业能力，如果它们没有外界援助的话，自己也是可以恢复过来的。
外界的援助，仅仅是加速复兴进程的一种手段。
第三世界经济不发达国家的情况就不同了。第二次大战以来，美国已向这些国家提供了将近九百亿美元的经济援助。这笔钱中，有一部分是被用在刀刃上了，但大多是浪费了。总的说来，其成果是令人失望的，与欧洲和日本相比，则尤为令人沮丧。恩克鲁玛的加纳所发生的悲剧证明，未来应记取的教训是：为了取得经济上的进步，必须仰仗于技术知识和一个鼓励私人投资的、稳定的政府。